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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摊”不重“文坛”——谈作家赵树理的当代价值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光明日报 傅书华 参加讨论


    
    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的赵树理塑像。廖华摄 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中国传统艺术是意象造型观,重神不重形,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在学习赵树理时,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今天强调对赵树理的学习,还过多地强调要学习他小说创作中的某些具体写法,强调他对鼓词、地方秧歌、快板等具体曲艺形式的创作与继承,强调他对传统戏曲的热爱,迷恋于他当时在这些方面受到欢迎的盛况,并认为这是对赵树理的学习与传承,是对当今文艺创作的纠偏,是非常不合适的,是徒有其“形”而失其“神”的。曾经有作家在形式上模仿赵树理,可以说做到了惟妙惟肖,但不过是有“形”无“神”,在创作上没有大的成就。今天学习赵树理,要汲取这一教训。譬如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在曲艺创作方面学习赵树理,就应该不拘泥于某一曲艺形式与写作手法。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些曲艺形式、曲种,已经不再具有大众化功能,更多地进入了博物馆甚至成了非遗,如果在今天仍然强调继承这些曲艺形式、曲种的大众化功能,并认为这是对赵树理大众化写作的继承,就是“见与儿童邻”了。
    那么,从“神”上学习赵树理,学习什么?我觉得,首先要学习他对“文摊”这一大众化形式的看重。他说自己重“文摊”不重“文坛”,创作了大量的曲艺作品,没有想过这些作品在“文坛”上的位置,而更看重其在“文摊”的功能。在今天,能够进入“文摊”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电视剧、网络小说、类型小说、手机文化、微信文化。但是,在这些领域,少有有作为的作家或者编辑家投入其中,有“大志向”的作家都想在“文坛”留名,看不起“文摊”,这也决定了在这些新的大众化文艺领域,受众广泛但艺术水准普遍不高,创作者又反过来埋怨大众没有艺术品位。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赵树理这样的创作者出现,特别需要学习赵树理服务大众的精神。譬如,赵树理就说过,为了适应当时的农民读者,他在小说创作时,是宁愿牺牲艺术上的精练而要多写几句的。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学习赵树理对民间趣味、价值倾向、民间伦理的重视。这种民间趣味、价值倾向、民间伦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譬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将“三仙姑”塑造成一个对包办婚姻不满并进行不自觉反抗的人,但又依据其时的民间伦理、民间趣味对其给以讽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形象成了《登记》中的“小飞娥”,赵树理对其持有同情态度。在20世纪50年代末,这样的形象成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作者对其护卫自身利益的行为,既有真实的揭示,也有从民间伦理角度的讽刺与批判。现在的创作,民间色彩很少,这既与创作者们想进“文坛”看不起“文摊”有关,也与批评界多持精英立场有关。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善于从大众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主要包括民间精神民间情感,艺术形式民间语言。譬如曲艺的语言,作为直接作用于“听”的语言,曾经是最为大众化的语言。赵树理对曲艺的热爱与熟知,成就了他小说语言大众化的纯粹与成功。现在的创作界,对各种民间语言,如网络语言、民间流行语、时尚流行语等,或者笼统认为庸俗不堪而弃之如敝屣,或者不加提炼地从“形”上移入,就像某些创作者片面追求作品的地域性色彩,一味地移入地方性口语,以至于不得不另加注释对其含义进行说明。赵树理作品中的语言,既是大众性的、地方性的,却又是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语言。说到底,没有大众语言,大众性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在生命形态上与大众是一体的,是“形”与“神”的统一,而不是二者的脱节。他对大众、对民间文化的亲近是生命层面的,是感情上、血缘上的,而不仅仅是理性上、姻缘上的。所谓血缘上的,是指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而姻缘上的,则是后天性的、基于一种相互需要的结合。这也涉及如何深入生活这一文艺创作的传统命题。血缘上的,犹如汪曾祺描绘的赵树理,即使身着狐皮大衣,到了乡下,与农民也没有什么隔阂;姻缘上的,例如有人在乡下生活多年,穿衣打扮、言行举止与农民没有多大差别,却无法真正跟农民打成一片。康濯曾经说过:“老赵和我下农村……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乡’,‘回家’。”一个“回乡”,一个“下乡”,再真切不过地说出了赵树理与其他人的区别。一个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则是由外而内的。由内而外,其创作是基于生命的冲动,是以作家真实的生命感受为依据衡量时代生活的价值。由外而内,其创作是基于伦理的冲动,是以所信奉的社会标准或伦理标准来理解诠释时代生活。在表现大众生活时,由内而外,是对大众生活“形似”“神似”的“形神统一”,由外而内,则有可能会落入“形似”“神不似”的陷阱,并构成揭示社会现实真伪、深浅的区别。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立足自身,汲取新的观念,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对“五四”新文化的学习,在观念上没有新的提升与突破,赵树理就不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农村生活、农民命运产生新的认识。对同样的生活,采取不同的观念,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在这里,立足自身而汲取新的观念,是从“神”上对新观念的汲取。学界对赵树理作解读时,常常困惑于他的写作身份,纠缠于他到底是现代知识分子,还是党的农村干部,还是农民的代言人。其实,这些身份都如盐入水中一般,在他的身上体现得自然而妥帖。如今,观念之“形”大于观念之“神”的情况广为存在。深入生活,真正走进生活,用新的观念重新发现生活,依然是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作者:傅书华,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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