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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作家”身份与治学关系及其现代学术意识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也是艺术鉴赏力极高和理论分析能力极强的文学理论家。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和视角，对其学术研究有着复杂深刻的影响。整体而言，这有利于鲁迅准确深刻地把握《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性，特别是他对《红楼梦》艺术特色的体悟和分析，确实有只眼独具之处。这也给后世一些主要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者以宝贵的启示，如鲁迅之后的张爱玲和近年来刘心武、王蒙等人对《红楼梦》的研究，其实就体现了他们作为作家的独特视角和经验。且不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是否正确、深刻，单单考察他们的“红学”研究是否受到鲁迅影响以及如何受到影响，就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鲁迅对《红楼梦》的语言评价极高，对其写实性风格评价也很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多次对其他小说的语言特色给予格外的关注和评价，这其实与鲁迅自身的小说家身份有极大关系。对此已有学者给予注意，如台湾学者龚鹏程就曾特别论述鲁迅的小说家身份对其治学影响：“《小说史略》中对小说的文字功夫，讨论极多，如谓《孽海花》‘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作风固然如是矣’；……详看这些评语，我们就会发现它确实是一位作家写的小说史。里面对于‘如何描写’着墨甚多，金针度人，不乏甘苦之谈。比起一般只从主体意识、社会背景、渊源影响论小说史者，确实掌握了文学的特性，不愧为小说之史。”(35)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此类评价，对20世纪几部文学史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我们稍作对比：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它所具有的那种不见人工痕迹的反映生活的本领。天然无饰，或者说巧夺天工，这是曹雪芹的一个很大的天才特色。在《红楼梦》中，一切是显得那样的血肉饱满和生气勃勃；一切是显得那样的纷繁多姿，然而又是那样的清晰明朗。生活，在《红楼梦》中的再现，好像并没有经过作家辛苦的提炼和精心的刻划，只不过是按照它原有的样子任其自然地流到纸上，就像一幅天长地阔的自然风光，不加修饰地呈现在我们的窗子面前一样。其实，这都是经过作家的惨淡经营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36)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37)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38) 虽然所引第一段没有直接引用鲁迅的论述，但显而易见受到了所引两段鲁迅论述的影响。 此外，鲁迅对《红楼梦》中有关内容的摘引以及摘引方式也值得关注，不仅显示出鲁迅很高的文学鉴赏水平和小说家特有的欣赏角度，而且能看出其别致新颖的学术视角和善于从第一手资料中加工提炼出内在主旨的学术眼光。《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中有关宝玉的大段摘引有两段，一段是为了说明宝玉的“爱博而心劳”，所引内容为戚本第五十七回中宝玉去看黛玉，因黛玉休息不敢造次，遂与其他丫鬟谈笑，反遭黛玉冷落以致伤心流泪事。另一大段则是为了阐释“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的观点，所引内容为戚本第七十八回中宝玉因晴雯之死想去吊唁却未能如意，遂往黛玉、宝钗处寻求慰藉也未能如愿，最终遂将满腔悲愤绝望及因晴雯之死所产生的痛惜悲凉之情，倾泄于为“姽婳将军”所做挽词中一事。从前八十回看，这两回对于塑造宝玉的性格以及表现宝玉的悲凉孤独心境和对旧传统的反叛思想非常重要，鲁迅摘引这两段确实极有眼光。 实事求是地看，很多文学史和小说史对《红楼梦》整体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分析评价，特别是对作品艺术特色如人物性格心理的分析和语言特色的阐释，对作者创作心态的分析，并未超越鲁迅。鲁迅的学者身份对其文学创作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宝玉这一形象和《红楼梦》“悲凉”风格的界定和认同，必然会影响他个人的文学创作，在大致同时期酝酿和写作的《野草》，其美学风格就不仅受到西方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也明显受到弥漫《红楼梦》全篇之悲凉氛围的影响。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鲁迅在对《红楼梦》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所体现的学术独创性和自觉性，也值得给予足够关注。在此仅从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发展角度，简单阐释鲁迅的重要贡献。1931年，陈寅恪在谈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状况时曾表示不满：“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若持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39)可见，陈寅恪是从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从建构既接受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又承继古代优秀学术传统之中国学术体系的高度看当时学术界的状况，所以认为问题甚多。其实早在20世纪初叶，学术界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就意识到建构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性。如陈寅恪就针对在引进外来文化和承受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买珠还椟”(40)(即只接受其合理内核，抛弃其不合中国国情之形式)、“新瓶装旧酒”(41)等原则性意见。王国维也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照搬外来文化、学术研究的“无用之用”及学术独立等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其对中国古代戏曲史和甲骨文的研究等更是将中西学术观念和学术研究方法结合的典范，具有开创性意义。陈寅恪从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角度对王国维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42)其实陈氏对王国维的评价，正可以用来评价鲁迅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因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一部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同样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著作，是一部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强调个人独到见解的杰作。鲁迅之前，冠以“小说史”等名目而出版的著作不是没有，如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静方的《小说从考》以及1920年泰东书局出版的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等。但这些著作要么只是简单的资料长编，要么只是照搬西方小说理论而对中国小说发展缺少系统和深入的了解。(43)因此，鲁迅的著作一出即受到学术界的一致称赞，并引起相关的学术探讨。如陈寅恪就曾以“间接对话”方式对鲁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工作给予关注。当时，胡适、鲁迅等人都对《西游记》中孙悟空等人物形象原型的来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陈寅恪也写了《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文，表明自己的观点与胡适、鲁迅不同，并特意注明是“此为昔日吾国之治文学史者，所未尝留意者也”。(44)陈氏此文发表于1930年，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于1925年，并在1930年修改后再版，所以陈氏所言应是有所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鲁迅的古典小说研究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且在当时达到了一流水平，才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