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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红楼梦》的创新性研究，还在于他在冠以“清之人情小说”的标题下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分析《红楼梦》，从作品版本到作者生平，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这种论述形式对后来的文学史撰写影响极大，以致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专著，都把《红楼梦》作为专章论述。当然，有些文学史在论述《红楼梦》时没有冠以“人情小说”的名目，但都给了《红楼梦》整章的篇幅。 在谈到《红楼梦》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时，鲁迅特别注意从小说类型演变角度以及社会生活角度进行分析，如分析《儿女英雄传》及其作者所受《红楼梦》影响时，鲁迅把目光放在《红楼梦》所表现“人情”之影响演变方面：“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文康晚年块处一室，笔墨仅存，因著此书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亲历，‘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并序语)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11)这里鲁迅从作者身世及思想境界角度评判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深得社会历史批评真髓，当是此类批评的范例。 关于《红楼梦》的主旨，在蔡元培的“索隐说”和胡适的“自传说”之间，鲁迅原先颇倾向胡适的自传说，后来有所改变而更加强调文学创作的虚构性。而作为胡适、鲁迅共同之好友的俞平伯，原先赞同胡适的观点，后来有所变化，转而接近鲁迅的看法。如俞平伯在1940年已经认为：“《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12)其实，无论是鲁迅还是俞平伯，他们对胡适的批评不仅在于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涉及对胡适在所谓“科学方法”指引下去“整理国故”的看法，认为这样做有局限性。为了进一步体会鲁迅观点的深刻，再看另一位“红学”名家吴宓的观点。在其《〈红楼梦〉新谈》中，吴宓运用西方近代小说理论，对《红楼梦》有这样的概括性评价：“《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英文小说中，惟W. M. Thackeray之《The Newcomes》最为近之。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13)吴宓同意美国学者的意见，认为结构谨严是仅次于作品主旨的衡量小说是否杰作的必要条件，而《红楼梦》恰恰符合此点。相比之下鲁迅似乎没有对《红楼梦》的结构给予格外关注，更多地赞美其语言特色。吴宓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小说理论为价值尺度，其对《红楼梦》的分析不乏精彩之处，也开创了运用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先河。但整体而言，他的研究有生套西方理论之嫌，有些分析也显得牵强。 此外，笔者以为还应该格外关注鲁迅在论述宝玉形象时所提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一论断之价值，及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风格研究的影响。悲凉作为美学范畴有两层涵义，一指作品风格，一指作者心态。至于悲凉作为文学人物或作者之心态，导致其产生的因素则比较复杂。第一，由于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黑暗势力面前无能为力而产生悲凉感。第二，由于对自己一向认为神圣、视为生命的事业(如学术)感到失望从而导致人生理想破灭而走向悲凉。第三，对自己置身其中又深深迷恋的文化传统感到失望而又无力拯救的悲凉。第四，对宇宙永生、人生短暂而又无力改变这种结局所产生的悲凉。第五，由上述各点导致对自身存在、人类存在的价值感到怀疑、痛苦但又无法解脱而产生的悲凉。从主体角度看，只有真正具有孤独感的人才会感到悲凉，悲凉与孤独往往是同时出现于心灵之中。因此，无论个人多么痛苦绝望，但只要他还能创作，他就不会走向颓废或死亡，鲁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宝玉的悲凉，也正是曹雪芹的悲凉，诚如其所言：“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14)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表现人生之死亡的大书，当为确切之辞。笔者以为，如此看待鲁迅针对宝玉所使用的“悲凉”一词，才比较接近鲁迅的用意。 鲁迅这近于盖棺论定的说法极大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且不说有多少研究者使用“悲凉”概念分析人物心态、界定作品风格，也不说有多少研究者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冠以“悲凉”特色，单单“悲凉”一词对于20世纪中国文人思想情感的影响，就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诚然，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文化日趋衰败的状况，为文人提供了创作悲凉之作的生活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从根本上切断文人进入统治集团的合法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悲凉”传统，也会对那些虽已接触、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但情感上依然对传统文化高度认同的中国现代文人产生深刻影响。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立的双方，虽然文学观念截然对立，但其作品的风格却都趋于深沉悲凉。更有甚者，是那些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五四”之后经历的迷茫和失落，更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无可掩饰的悲凉与荒寒。因此，可以说鲁迅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强化了这一传统对20世纪中国文人的深刻影响。加上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就使得“悲凉”这一概念不仅具有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更具有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意义。 以下我们再简单评述王国维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以进一步对比映照鲁迅相关观点的学术思想史价值。王国维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借用叔本华哲学于1904年所写的《〈红楼梦〉评论》，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篇论文，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纵观王国维此文，其最大学术价值在于运用叔本华哲学，断定《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一部悲剧中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与鲁迅一样，认为宝玉是体现《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唯一人物：“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读者观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实，其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明了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15)他的说法与鲁迅论宝玉的“悲凉之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整体而言，王国维论《红楼梦》更多是从哲学角度，而鲁迅则更侧重于从文学史角度进行评价，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