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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说即语言论 顺着上面的小说观，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这个观点。暂且把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选为汪曾祺先生。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在《揉面》一文中提出，在小说中“语言本身是艺术，不是工具”以后，就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这个观点。或许他的见解渊源于闻一多在《庄子》一文里的这个评价：“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但汪曾祺在耶鲁与哈佛两所大学的演讲题《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明确提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个观点能得到不少响应者。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秘鲁小说家巴尔加斯·略萨就同样认为：“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靠生活生出来的；小说是用语言造出来的，不是用具体的经验制成的。”[49](P.72)而且能得到来自创作实践的强有力支持。 比如两则失败的案例：一是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小说反映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代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从家毁人亡到人格丧尽的苟且偷生的命运。但以如此宝贵的资源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却未能达到应有的震撼人心的效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文字表达的啰唆。这让人想起汪曾祺所讲：“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二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的语言一厢情愿地跟着作者自己的感觉走，完全没有读者意识。成功的案例也可举出两则来：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俄罗斯小说家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即使透过翻译仍能领略出别样的味道。还比如中国当代作家中王朔小说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可归之于“耍嘴皮子工夫”。但如果我们因此而盖棺论定，则会意识到事情其实并非如此。以上这些作品的成功并非仅仅取决于语言文字，同时还有它所表达的故事。 所谓语言表达的优与劣的衡量标准，事实上取决于对故事的组织结构和叙事的合理安排。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还有《一腔废话》的失败，就在于作品的故事被随心所欲的叙述方式所淹没。乌拉圭小说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表示：“一本小说最重要的东西是故事，自从人们开始写小说起，所有的小说都是由故事、主题和人物构成的。”没有了故事，也就不可能有主题和人物。在此意义上他强调：“说小说的中心是语言，我认为那是胡说，是本末倒置。” 具有丰富创作经验和写作才华的汪曾祺本人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事实上他对小说语言重要性的强调的核心所在，是对“题材决定论”的反驳，而并非是喧宾夺主地让小说成为修辞学教材。因为“怎么写”的意义最终仍得通过“写出了什么”来体现。所以他在强调了“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后面，还有这样的内容：“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似乎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语言工具论”上。不过这就像“看山三重说”(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那样，“此论”非“彼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