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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理智指向说教，使艺术成为政治与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奴仆与工具。尽管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独树一帜地表示，“世上顶大的不幸就是哲学与小说分了家”[76](P.155)，为“载道文学”的东山再起而欢呼雀跃；但事实是，作为一种“类型写作”，再好的“哲理小说”也无法同那些公认的小说杰作相媲美。症结就像拉美作家萨瓦托所指出的：“人类首先感觉到世界，其次对世界有所思考；也就是说，艺术先于哲学，诗歌先于逻辑。”[77](P.82)也因此，尽管“作为思想者的作家”同纯粹“作为趣味者的写家”之间，有时会呈现优与劣的差异，但彼此殊途同归于优秀小说的边缘，只能停留在货真价实的优秀小说俱乐部的门槛。举两个具体案例：萨特的《恶心》和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虽然贴着“存在主义小说”的标签，却是典型的“概念写作”范例的哲理叙事。其叙事内容一目了然地体现于题目上。这样的小说充其量只是有特色而已，离真正的小说杰作相去甚远。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小说即思想”这个观点呢？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不妨让我们换个思路来接近它。众所周知，从歌德“音乐最充分地显示出艺术的价值”的提法，到叔本华“能够成为音乐那样是一切艺术的目的”的名言，美学史上曾给予音乐以君临艺术天地的独尊地位。法国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一句广为传播的名言：假如书中没有音乐，那就不叫书。[59](P.53)契诃夫同样表示，他对小说做最后润色主要是“从音乐性的一面来修改它”。[78](P.224)诗人瓦莱里也说过：“请允许我借助另一个概念来证实‘诗的世界’这个概念，那就是音乐世界。”[70](P.289)凡此种种，让一位美国美学家从“在一切艺术中都有音乐因素”这个前提出发，得出了“音乐很适合于我们给艺术所下的定义”的结论。[79](P.127)那么，“音乐”究竟又是什么呢？有人说“音乐是感觉不是声音”[80](P.218)，也有人认为“音乐是感情的一种独自”[23](P.38)。这些都给人以启示，但也都未能命中靶心：音乐与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艾略特这番话能给予回答：诗的音乐性并不是什么游离于意义之外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读到具有杰出音乐美而毫无意义的诗。[35](P.178) 因而在把握“小说即思想论”这个命题中，我们有必要铭记英国学者卡莱尔的这个见解：一切好诗都是歌，一切深刻的思想都是歌。[74](P.134)关键在于小说中的“思想”与“情感”具有一体性。它并非源自大脑而来自于心灵；它不是理论家花言巧语的杜撰，而是生活世界呈现于我们的真理。问题的症结在于，有一种十分普遍的倾向，就是把愉悦仅仅看做是感官享受，这也很自然，因为感官上的愉悦比思想上的愉悦更加鲜明。但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事实上“除了肉体的愉悦，还有头脑的愉悦，如果说后者不是那么强烈的话，却更为持久。”[7](P.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归根到底，诗仍依赖于思想的力量；正是一个人见解的真诚和深刻，使他成为一个诗人。”[74](P.134)有句话说得好：缺乏激情的诗人从不曾有过，但并不是激情造就诗人。[80](P.194)即使是对于被称为“情感独白”的音乐也同样如此。优秀的音乐不具有“对牛弹琴”的功效，而属于真正拥有“音乐耳朵”的人们。对他们而言，“音乐好似明灯，驱赶着心中的黑暗，照亮了心房。”[81](P.136)真正的艺术佳作让人动情但远离煽情，所以它们总是能给读者以洞幽烛微的智慧，让人们拥有关于世道人间的一些大彻大悟，而并非只是一味地让读者涕泪俱下地一哭了事。优秀的艺术不能不蕴含拥有深度和力度的思想，这种思想同时也意味着具有强度的情感。正是这种东西最终决定了一部作品的艺术品质。 所以说“光是震撼人心是不够的，还必须照亮人心。”[82](P.292)归根到底，“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83](P.188)这样的“照亮”当然意味着思想的启迪。让我们再引用昆德拉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曾举出两位受他尊敬的小说家为例，这就是欧洲作家穆齐尔和布洛赫。诚如昆德拉指出的，这两位作家有个共同特点：在小说的舞台上引入了一种高妙、灿烂的智慧。但他强调：他推崇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小说转换为哲学，而是要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调动起一切手段来实现一个目标，那就是：“只要它能够照亮人的存在，只要它能够使小说成为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30](P.21)这段话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关键词还是那个“照亮”。只不过我们有了进一步理解它的背景：它是“最高智慧的综合”。不难看到，这种“照亮”与作品中的“审美乌托邦精神”多少存在着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