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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上世纪初呼风唤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视为“哲学的胡说”，判定它作出的论断属于“认识论上的无意义”。自此以后，这门在西方哲学史上最古老的学科连带着“本体论”一词，在哲学行业里越来越显得声名狼藉。事情起因于现代哲学对所谓“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批判。这个概念最初由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提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个实在或本质”。[8](P.66)波普尔认为，“本质主义”的根源在于柏拉图主义，它在对事物作出“现象”与“本质”的二元论区分的基础上，将确定“事物之永恒不变的本质”也即“理念”作为形而上学的目标。“形而上学”因此也就被打上“本质主义”的烙印。在波普尔看来，它应该随着柏拉图主义一起被从哲学界驱逐出去。但康德却表示，虽然传统形而上学对哲学造成了巨大伤害，但这不应成为我们从哲学世界放逐形而上学的理由。他相信，哲学家们“迟早都要回到形而上学那里去，就像要回到同他们吵过架的爱人那里去一样”。因为一般说来，“如果对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穷根究底，最终可以把它归结为一系列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9](P.2) 这个观点得到了曾对柏拉图主义进行过反思性批判的海德格尔的赞同，他提出：现代思想需要克服形而上学的缺点，但“克服既不是一种摧毁，也不只是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想摧毁和否定形而上学，乃是一种幼稚的僭妄要求，是对历史的贬低”。[10](P.91)海德格尔不仅明确肯定“只要人生存，哲学活动就会以一定方式发生”，并且进一步强调：“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之中的”，因为“哲学就是把形而上学带动起来，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尽性，并尽其明确的任务”。[11]海德格尔的这种“诗化”表述风格，具有一种云遮雾罩的色彩，虽然对广大哲学爱好者们具有一种催眠性的魅力，但往往给准确理解造成麻烦。其实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它能提供我们超越表象洞察实质的思辨力和人生的理解力。就像法国著名学者马利坦所说：任何对关于事物本质与本性的思考的摧毁与取消，这种做法只是“显示了智慧的彻底失败”。[12](P.20)比如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或许能够听到诸如“烹调哲学”、“美容哲学”、“篮球哲学”、“健身哲学”等说法，但不会有谁去认真对待这些言论。因为我们明白，诸如此类的说法只是“说法”而已，不能与“艺术哲学”、“教育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相提并论。前一类只是应用性表示，而后一类意味着对事物的深度思考。 在此意义上，我们能够明确重申：哲学的工作并非是彻底摧毁形而上学，而是如何重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并不指向传统二元论意义上的“事物本质”，而是针对“事物本身”的“后形而上学”。只有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才能够理解何以著名学者舒马赫会发出这样的倡议：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形而上学。[13](P.76)归根到底，以本体论为首要诉求的形而上学体现了哲学的本来面目。用杜威的话说：从哲学意义上讲，“‘普遍’与‘一般’有着很大的不同”。[14](P.260)究竟如何不同？所谓“一般”，也就是能够呈现为可见的具体存在物的抽象性；所谓“普遍”，也就是内涵于众多现象里的不可见的具体性。举例来说，医疗教学中使用的男女老少人体模型，就属于“一般”。它们虽然可见，却是一种“超现实”存在，不是任何一个人类生命体的真实呈现。因为它是这些“人”的概念的抽象化处理，不带有真实生命现象的特殊性。反之，普遍性所指的事物虽然无法像人体道具那样，以个别具体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但它却以一种“不可见的普遍性”方式存在于所有真实的个体生命之中，体现着这些真实事物的相对确定的共同性。 所以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精神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一般、抽象；因此，把“一般”与“共相”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一般”是抽象的，并且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共相”则是具体的，并意味着完满和丰富。别尔嘉耶夫这里提到的“共相”也即“普遍”，用他的话说：“一般是抽象，并只在思维里；共相是具体的，并处在生存之中。”[15](PP.43,11,127)所以“普遍”与“一般”的区别，也就是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的差异。真正的思想家永远无须为“一般”操心，让他们殚精竭虑的是呈现于特殊性中的那个“普遍性”。承认这点也就意味着必须承认，以本体论的方式对事物本质进行思考的形而上学具有合法性。因为形而上学就是“对于存在之普遍性的认识”。[16](P.35)在漫长的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之所以长期作为思想的中心，就在于对它的思考有其重要意义。日常经验表明：普遍性是经验的基本要素，它不是作为哲学概念，而是作为人们天天与之打交道的世界的属性。譬如，我们经验到的是雪、雨或热，一条街道、一间办公室或一个工头，爱或恨；而并非特指的“这场雪”或“这个雨”等等。[17](P.190)所以对这样的表示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诗人从生活中撷取特定的个体，准确地描述其个性，然而由此却启示了普遍的人性。[18](P.221) 而由概念制造的“一般”则不具有真实的生活迹象。换句话说，“普遍”与“一般”虽然都指向事物的“共同性”，但前者将这种特性落实于特殊性之中，尊重事物的个体性存在；而后者则永远只停留在某些形迹可疑的“理论家”的手中，作为他们的概念玩物。关键就在于像杜威所强调的：“意义是普遍的也是客观的。”但为了能够认识到这种并非以物质实体形态呈现的客观现象，哲学家“发明”了普遍性的概念。换句话说，“普遍的和稳定的东西之所以是重要的，乃是因为它们具有促使产生独特的、不稳定的、转瞬即逝的东西的工具作用。”[16](P.76)不是把普遍性当作实在本身，而是作为认识事物所蕴涵的意义的重要手段。这就是普遍与一般的根本差异。哲学解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说得好：在差异中寻找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哲学的任务。[19](P.655)需要补充的是，伽达默尔这里所强调的“哲学”就是“后形而上学”。它虽说有“后”的前缀，却与眼下思想界种种以“后现代”命名的、主张“一切皆可”的“主义”完全不同，而属于“非后现代”范畴。与形而上学之后不同，后形而上学依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