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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正是这样。古往今来“可有哪个伟大诗人的作品，被那些我们称之为普通老百姓的人们读过？德国的普通百姓不读歌德，法国的普通百姓不读莫里哀，甚至英国的普通百姓也不读莎士比亚。”[91](P.283)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文学家的伟大。中国古人习惯于用“味道”来考核从诗词曲艺到书法绘画和小说等整个艺术文化。这个观点同样也在西方思想家中呈现。比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说过：“各种文学都好，只有乏味的那种除外。”[92](P.194)味道作为味道，在于“味”中有“道”。在这个形而上之“道”中，所包含的生命体验和对生活世界的洞察，显得更为丰富多彩和复杂多元。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完整的人类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世界文学史其实也可以看作人类努力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体的心路历程。许多名垂史册的文学杰作，大都是揭示人与欲望之间的纠缠。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表现了权力欲，《奥瑟罗》表现的是爱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表现了财富欲，司汤达的《红与黑》表现的是名利欲，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表现的是社会革命欲。 无论这些欲望的标签有什么不同，它们在让生命主体为欲望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控制，成为一具失去自我的道具这点上没有任何差别。诚然，这样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有共同特点：不是凭聪明才智与创作经验，而是以艺术家的全身心投入。仍然引用叶嘉莹教授的话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93](P.72)这与小说家王蒙的见解殊途同归：我们得承认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诸如创新、技巧、题材等等意识，不过我们更要意识到“文学可能需要这些意识，文学可能更需要贯穿、突破、超越乃至打乱所有这些‘意识’，而只剩下了真情，只剩下了活生生的生命”。[94](P.177)总之，“好小说”不能仅仅是小说家的兴趣和性情的产物，而是像别尔嘉耶夫所说，属于“用全部生命去写作”[95](P.216)的人，以及认为“要写出一句诗必须穷尽生命”[96](P.75)的艺术家。唯其如此，弗·施勒格尔坚持“艺术家如果不奉献出整个的自己就是一个无用的奴才”[97](P.118)。正是这种不同的创作态度，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艺术品质。所以从小说艺术的价值本体论看，存在着一个“价值谱系”，由低向高可分出这样一些大类：以智取胜的“用脑之作”，以情见长的“用心之作”，和以生活本色见长的“用命之作”。 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投入情感能产生艺术的上品，可用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为例；用心之作能产生艺术的精品，诸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能够作为代表；而以生命为依托创作的东西则是艺术中的极品，这样的作品少之又少，《红楼梦》是最好的典范。所以归根到底，任何关于小说艺术的本体论思考，最终必须就“何谓好小说”这个问题给出回答。当然，这样的回答并不属于“本质主义”的结论，而是一种能够提供我们对具体作品进行实践批评的“修正主义”的意见。借用南宋诗人陆游的论诗之诗：“吏部仪曹体不同，拾遗供奉各家风。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到同时却有功。”有学者指出：“伟大的文学形象正是那些总是超出了我们常人的理解力之外的少数人物。”比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比如为爱伤神的但丁，比如沉浸于幻想之中“屡败屡战地捍卫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堂·吉诃德。[98](P.185)为什么这些人物会令我们无法忘怀？从那些小说杰作的体验入手，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基本特点：由“复杂与单纯”形成的艺术张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