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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禅让”的定位 禅让是一种政权的转移形式，出现于我国社会的早期，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而自夏朝也就是禹治理天下之后，便进入了阶级社会，政权的转移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军事民主制下的禅让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家族制的统治，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只在家族内部选择。（第146页） 这段话并非引自某部典籍，而是作为客观描述出现在文中，言之凿凿，似乎上古中国确有“禅让”其事。有关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古书多有描述，如《史记·五帝本纪》讲：“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授权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于天下。”先秦的儒家、墨家、纵横家及后世的文人学士对先王禅让的千古佳话无限向往，并主动地为之添枝加叶，套上层层光环。近年新出土的历史文献，如见于郭店一号墓的《唐虞之道》、《穷达以时》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收录的《容成氏》和《子羔》都言及上古的禅让。然而无论传世文献还是考古遗存，有关禅让制的文字均系后世回溯性的描述，缺乏信而可征的直接证据，至少目前还只能属于传说的性质。其实，历史上否定禅让存在的文字也并不少见。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两大代表孟子与荀子就都持否定的说法，如《荀子·正论》明言：“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法家著作《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则直言尧根本没行禅让，只是因为年老力衰而被篡位的舜所“偪”。古本《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他还认为禅让的传说乃是“这时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虽然禅让的说法是否出于墨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顾氏关于禅让之说产生原因的辨析不无道理。王莽代汉，以及汉魏、魏晋之际的“禅让”把戏，大有前代典籍中的相关描述可以为之提供模板，却并不能说明禅让是上古时代的客观事实。 （八）悼亡诗盛行过吗？ 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文体，“悼亡”便成了诗中的一个门类，在汉魏六朝非常盛行。（第153页） 专门哀悼亡妻的“悼亡”诗的确在潘岳之后形成一个诗歌门类，但如果说“在汉魏六朝非常盛行”，显然就不对了。潘岳是西晋人，他的创造不可能倒着流行到“汉魏”时代去，“六朝”中的东吴也不能计算在内；而东晋南朝时代以“悼亡”为主题的诗作除了梁代江淹的《悼室人》十首、沈约《悼亡》诗之外，其他并不多见。汉魏六朝时代哀祭类文字相当盛行，悼亡诗却似乎谈不上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