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3年发表《上岭村的谋杀》后，壮族作家凡一平于2016年9月出版第六部长篇小说《天等山》，为广西当代文学画布再度添上绚烂一笔。对五十知天命，已着手构思文学回忆录的作者而言，该新作的孕育、诞生，既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意外之喜，也可以称为作家三十余年来创作生涯的整理、反思与总结。
    作为文学桂军的中坚力量，都安作家群领军人物，红水河、边境线、奇峰溶洞、翠屏叠嶂，百越之地的人文风物一直牵动着他的情怀。独特的地理经验催发出作者的原乡意识，进而演进成一种文学创作中的自觉。广西这片神奇红土地在凡一平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堪比迟子建的白山黑水、傲雪凌霜，抑或苏童的金陵旧梦、烟雨迷茫。《天等山》在表现主题、人物形象、环境描写等方面承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立足本土、关注底层的写实风格，在寻常百姓的人事倥偬之外，对八桂大地投以深情乃至谦卑的关照。以细密的现实感怀，来追溯现代社会喧哗与骚动并存的政经形势，折射出迂阔的历史忧思。然而同为广西作家，同样“根扎原乡、心生情怀”，凡一平却又不属于张燕玲所概括的“当代广西文学一直就活跃着这脉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从叙事模式、写作技巧到审美意趣，《天等山》均呈现出一种接近“世俗技艺”的“边缘化倾向”，独特的创作寓意和艺术特征，得以将其与东西、鬼子等“广西三剑客”所代表的丰沛奇崛或先锋荒诞清晰地区分开来。
    一、以“俚俗”反“现代”
    尽管学术界历年来对凡一平作品的评价大体上褒贬不一，但根据读者的反馈情况，“读凡一平的小说不必太拘束，因为无论你是从后往前读，还是任意翻阅，都很容易读下去。常为当代文学部分作品晦涩漫漶或情节与形式断裂所苦的大众读者群，尽享叙事顺畅所带来的阅读欢欣。他们对凡一平能够建构出一个清楚明白、内容生动、语言流畅又足够吸引人的精彩故事，显然是喜闻乐见的。
    “我的小说，是照着畅销小说的路子写的。”在接受《广西日报》采访时，凡一平坦诚相告“作家就像房屋设计师，客户至上，但也得有自己的坚持。他的坚持主要着力于“从心灵出发，要写得好看耐看。”以小说的可读性为第一准则苦心经营，在新作《天等山》的后记里仍不忘再次强调“愿这本书好读好卖。”
    “好读”且“好看”，是凡一平有意为之的书写策略。与先锋文学或现代写作的陌生化或审美延宕，强调文学的“文学性”相对，他始终秉持以小说本身为中心，无论是文字、人物还是情节，一切手段都要为讲好一个故事服务。冲淡质朴的文风、圆融顺畅的叙事，不以形式、才气或笔法取胜。凡一平的“不隔”，正是他拉近读者距离，与之对话的利器。在现实命题和沉郁思索下，有着“严肃文学作家”头衔的凡一平并未选取学院派阳春白雪式的庄敬面孔进行道德说教或故作玄虚，而是在大众和精英之间开辟了第三重选择。这种中间道路使他不以“掉书袋”为能事，而是勇于借鉴民间艺术，从流行通俗文学和电影电视中汲取养料，用这些所谓下里巴人的“世俗技艺”，以“俚俗”反“现代”。
    1.用悬疑的方式展现冲突
    在总结近期广西长篇小说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评价：“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以‘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环环相套，在建构完整封闭的叙事圈套中，为读者奉献了一个悬念迭出的好故事。”凡一平本人亦曾肯定“有悬念、引人入胜是我的基本原则。”
    悬念的设置主要通过描绘冲突激烈且结局未知的事件，加之气氛、环境的渲染，充分调动读者的热情和参与度。让他们在兴奋紧张的心理状态下积极关注小说的情节发展同人物命运，增强了作家、文本与读者间的多层次互动以及作品的可读性。
    从早期《寻枪》中环环相扣的枪支盗窃与故意杀人案；到围绕上岭村村民韦三得因长期欺男霸女被人杀害，有嫌疑者层出不穷，究竟谁才是真正凶手的《上岭村的谋杀》。凡一平多部小说均不同程度地模拟了侦探文学的刑侦方法，融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以悬念引人入胜的技巧。《天等山》也承袭了此种写作守则。故事的源点发生在2015年6月26国际禁毒日的中越边境县靖林，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前来广西投资的福建富商林伟文突发心脏病，猝死在湄公河大酒店中。承担调查任务的青年警官韦军红从死者手机内几条内容暧昧的短信里发现了蹊跷的疑点，将这起表面单纯的自然死亡事件指向有预谋的故意杀人计划。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位最不像杀人犯的嫌疑人——有充分不在场证明、备受当地师生民众尊敬爱戴的那良小学女校长龙茗。在案件审讯的过程中，韦军红不禁被龙茗的美丽、坚强与无私所吸引，然而他越是努力地寻找证据，希望进一步了解所爱女子，以证实她的清白，就越是如剥洋葱般层层撕开笼罩在龙茗身上的谜团，在挣扎与纠葛中逐渐靠近残忍冷酷、令人不愿面对的真相。
    在《天等山》里，凡一平再次借悬疑起笔，用一场扑朔迷离的谋杀案奠定全文惊险神秘、矛盾频发的基调，最大限度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让他们同文中的警官一道，拨开迷雾、找出真凶。他利用侦探小说特别擅长的倒叙、插叙等程式，打破了按照一维的故事时间进行历时性线状叙事的单一格局。不是由生写到死，而是由死引出生。在叙事主体方面，同样采取侦探小说常见的第三人称内聚焦叙事，从查案人——即承担侦探角色的韦军红警官出发，借用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来传达讯息。于是读者跟随着韦警官的行动步调，一起目睹大庭广众之下的杀人游戏；共同思索最普通却最让人费解的谜题：嫌疑人龙茗看似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在一路调查龙茗的离奇身世时，于最不合理之处揭示出血泪斑驳的作案动机；最终找出匪夷所思的犯案手法后携手走向出人意料又合乎逻辑的悲情结局。我们可以看到，用侦探小说的模式架构文本，以谋杀、盗窃等刑事案件的发生和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注重情节的离奇与结局的合理，着墨于扣人心弦的悬念、有条不紊的推理和水落石出的解疑，共同构成了凡一平小说创作的“另类”特色之一。从开篇的“不可能性”到中段的“悬疑性”，直至结局的“意外性”，凭借“奇而合理，荒而不谬”满足了接受者的审美习惯和期待视野。
    2.影像化叙述策略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乃至文学桂军内部，凡一平虽不能称为声名最为卓著，得到过最多赞誉的作者。但如若从小说、剧本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比例和造成的社会影响之方向上考察，他则当之无愧的名列前茅。个人作品得到影视界的高度关注，曾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文学现象”之一。凡一平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唤起大众媒体的极大兴趣，被影视界反复选择推崇，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如上文所述，凡一平的上一部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以‘中国盒子式’的框架建构叙事圈套。《天等山》则进一步推陈出新，借鉴《公民凯恩》、《罗生门》等经典影片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技巧，用多人称、多视角“拼图式”手法串联起发生时间和地点不一的情节线索，以及女主角龙茗反复无常、爱恨交织的人生经历。
    故事的舞台以富商林伟文的猝死拉开序幕，由警官韦军红针对惟一嫌疑人龙茗展开调查，引出五位知情人的分别陈述。通过邕州师范学院2008级辅导员冯祖军、大学好友蒙金妮、四川邻水中学校长黄飞跃、东莞房东黄伯、亲生弟弟雷波等人的回忆，讲述他们的主观印象中曾相处和所了解的龙茗，加之第一叙事人韦军红的总结与点评，由此聚合成龙茗完整的个人履历。
    《天等山》和电影《公民凯恩》一样，有别于一部独白型单旋律小说，它抛弃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采取新颖独到的“六个人看龙茗”多重聚焦主观叙事格局。透过情人、亲人、老师、旧友和旁观者的眼睛观察龙茗，以六种不同的声音来评价龙茗，在人物关系的变化莫测中调动情节高潮。位于文本的不同位置，每个声音从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来讲述故事，平等地各抒己见，对龙茗给出独立判断。这些喧哗的众声和男女主人公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并且不受限于一个统一意识。同时由于叙述者的客观身份限制，他们不能在不同的场景间自由地来回转换，不能提供自己尚未知晓的东西，也无法跳脱情节，随意进行评论或解说。加之不同角色的主观身份局限与个人情感取舍，他们提供的讯息有真相亦有谎言，坦诚又伴随着遮掩，可能并列互补、甚至彼此对立。这种叙述差异导致每个章节都如同一块拼图，只有将全文读完，方可以将不同线索串联在一起，环环相扣、前后呼应，根据读者自身的价值判断，窥得破碎完整体之全貌。龙茗本人，不仅是故事的第一叙述对象，承担着女主角的职责和功能，同时亦成为了他人主体回忆和亲身感受中的经历者、目击者或较次要的参与者。叙述对象和被叙述对象的叠加，补充了主线韦军红的视觉限制，避免了叙事的单薄，变封闭表意为自由诠释。从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龙茗坎坷颠簸的人生经历和游移在自卑与自傲间的复杂性格，使其成为开放式、立体多元的人物形象。
    与此同时，《天等山》的时间元素架构，可以看做向《罗生门》这类时空交错式影片的致敬。时间作为故事重要的组成部分，串联起了小说建构中最基本的人物与情节。《天等山》里男主角韦军红警官的调查活动，以在虚拟文本世界中正常发展，符合物理规律的“故事时间”为轴线。而作者运用平行蒙太奇技巧，又在“故事时间”之外，构筑了另一重“叙事时间”。《天等山》的核心情节由五段闪回片段组成，前后时光跨度长达十年之久。蒙太奇手法所造就的时间维度，把一块块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记忆碎片有技巧且合乎逻辑地剪辑起来。对时间因素加以切割、扭曲等戏剧性运用，打破了完整有序的时空结构和客观解释事件因果链的传统叙事模式。这种对时间因素进行自由剪切和拼贴的处理方法，使小说在制造悬念、渲染气氛和材料组织等方面的表现手段更加丰富，也因其强烈的即视性与画面感，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所认可接受。
    二、从小说到“大说”
    如果说由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文学话语集以伤痕反思或现代先锋等为轴心，那么凡一平则时常游走在这幅图景的边缘地带。艺术风格与手法上，他延续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春秋笔法，并且主动吸收流行文学和影视作品的表现技巧，作品的流转易读与追求“怎么写”的先锋派标新立异相疏离。与此同时，和“宏观历史”相对，《天等山》并不以雄浑视野或宏大叙事见长。他创作与寻根的据点是广西大地上“八山一水一分田”尚未完全走出贫困的山区小镇，那片亲切与隔阂、熟悉与陌生、误解与温情共存的土地。他所刻画的，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无论经济基础或地理条件，都处于边缘位置的世界。把人物限定在社会机器中最平凡和普通的一群，诚恳还原了庸庸碌碌乃至勉力求生的当代民间日常现状。凡一平的书写表面上专注于隐蔽的原乡和庶民的喜怒哀乐、其笔下小人物碎片化、私密化与主观化的生活场景与情感世界，看似与家国、民族和政治没有过多紧密关联。然而如果我们借助微观社会学的“细胞分析”法，则可能管中窥豹，看到基本人际互动背后宏观社会结构的微观动力。个人的成长记录与当代社会的主流线索最终连结，合而为一。终要以小人物的生存之痛，来注解这一时代隐秘的疮疤和阴影。
    1.一座边陲小镇的塑像
    写作对凡一平而言，既是个人兴趣和理想追求，也是为了改变命运而做出的必然选择。随着一篇篇作品的问世，最初的乡村教师成了都安县文化馆专职创作员，继而调职到省会南宁。彻底走出大山后，他用《顺口溜》、《变性人手记》等四部长篇小说批判和剖析自己目睹或亲历的都市生活中，各种暗涌、虚无、纷争、欲望。但是随着创作之旅的步步深入，凡一平越发感觉到自己同都安这片曾度过最纯真岁月的洁净土地渐行渐远。在离开故土的廿载间，这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逐渐富足似乎并未带来内心更为充裕的生活。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如何正视现状、找回自我？
    凡一平思索四年后得出的答案是：回应原乡的呼唤。以第五部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为界碑，他从都市色彩浓郁的新写实主义，重返乡土文学之传统——一种反思现代的，坚守竹篱茅舍、鸡犬桑麻的生活方式；一种纯属乡村的，原初而鲜活的写作姿态。他把这种对原乡的朔源寻根称为“心灵的救赎”，“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天等山》中，作者原乡情结与叙述策略的互动得到了进一步延展。尽管这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其中罪恶、死亡与爱欲情仇等议题，以及其聚焦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都被作者以背井离乡后虔诚的望乡姿态，有意识地镶嵌在绝对真实的地图册与时间轴上。小说的叙事空间铺排在桂南防城港市那良镇，一座中越边境小城里。在凡一平笔下，郁郁葱葱的森林，穿过那层层叠叠的山峦，这里有八角、玉桂、甘蔗林，有淳朴善良的乡里乡亲……是中国版图边缘、为战火和岁月洗礼的的侨乡，也是给曾经失足的龙茗提供庇护与皈依的桃花源。
    王德威评价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是：“将这人为的历史创痕摆在天地不仁的框架中构思，从亘古常在的苍山中领会生命的渺小无常。”该论断对凡一平亦同样适用。天等山作为凡一平原乡情结里的核心意象，不仅作为全文的标题，在小说中亦曾被作者多次提及。特别在第十一章“山在等，天也在等”里，作者利用近三页的篇幅，详细描绘龙茗与韦军红攀爬天等山的整个过程。此处灵活借鉴电影拍摄的景别运用手法，通过特写、近景、中景、全景、远景和大远景镜头的不断切换，以男女主角的活动为移动线路，全方位地介绍了天等山的风土历史及各种物象，身临其境般模拟了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和空间特色。
    龙茗挚爱甚至依赖天等山，“只要我上了这山，躺在这草坪上，就能睡得着觉……这草坪的任何地方，包括那悬崖边上，我都能睡得着，而且净做好梦。”然而以林伟文为代表的外部势力的侵蚀，用海洛因和赤裸裸财色交易打破了这座边陲小镇原本的质朴与天真。天等山经受住了战争岁月炮火烽烟的考验，却无力抗拒所谓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伪善、权谋以及罪念。美丽的山水和土地沉默见证了龙茗短暂一生所经历的菲薄温情，最后像一只渴望安宁的蝴蝶，走向万丈深渊的结局。冀希望人生可以重新开始的乌托邦，原本也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
    在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上，文坛桂军和都安作家群们接近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由作为集体记忆的广西文化相互连结。对红土地的原乡记忆，让他们在独立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主动抑或被动地呈现了对家园的回望。使得他们的文本，无论彰显或隐藏，原乡情结常常透过笔端浮现出来。凡一平自然也不列外，广西文化既是《天等山》创作的切入点，也是它的终点和精神归宿。这是一个女子“被社会偏颇的铁锤砸向不幸”的故事，也是一座边陲小镇在急剧的社会变迁里，所留下的充满“苦闷与蜕变”的塑像。借用段义孚（Yi-FuTuan）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天等山”是凡一平“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作者以“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为脉络，一笔一触均诠释着浓郁的“地方之爱”（topophilia）。
    2.历史的呐喊及彷徨
    虽然如前文论述，《天等山》在主题选择、叙事技巧、故事建构甚至文学地理的向度上，均流露出某种边缘化书写的倾向。但作者的创作野心却不只于表达小镇里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原乡情调，更蕴藉一种时代浪潮中今非昔比的写实心愿。究其极，位于国土边缘的广西小县城可谓浓缩的中国，讲的是一群人甚或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变动、人世沧桑。
    在后记里，凡一平详细陈述了《天等山》明确的写作动机：“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2014年的东莞扫黄……我想说的是，那些被扫除的成千上万的女孩，她们去了哪里？现在在做什么……我十分同情和关心她们的命运。”
    《天等山》以人道主义的呐喊兼具现实主义的白描，表现最决绝的生存困境里，这些失足妇女所历经的残酷洗礼。对贫穷、沉沦与不幸赋予真诚的关怀，为中国社会转型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边缘人物留下见证。
    凡一平深切悲悯她们“被毁掉的贞洁、青春，以及挥洒的血和泪。”但在回答她们是否可以得到重生，回归常人平静生活的疑问时，相比鲁迅的不恤用了曲笔，“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以自然、平实的美学原则所经营出的聚焦当代特殊女性群体的小说，契合了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Booth）所总结的“慈悲为怀”，却并不“宽宏大量”。尽管“我其实不希望龙茗有那样的结局，正如福楼拜不希望他的艾玛有那样的结局一样。”《天等山》并未因恻隐之心而选择执行“超越结局的书写”，没有盲目的乐观或强制的圆满，而是以明显的悲剧收束全文，清楚冷酷地回答“沦落为娼的娜拉能否回家”之问题。
    除了展示中国女性多面的生存图像与被遗忘的声音，《天等山》对女性角色的运用，同时暗藏了一则有关现代消费文明中社会历史视景和意识形态依归的寓言。文中的龙茗也曾尝试过各种方法英勇地抵抗，想要寻回尊严，彻底摆脱命运车轮的无情碾压。然而在是非颠倒、甚或鲜血淋漓的兴衰递嬗时代，她追寻新生与身份认同的努力——无疑与当今社会的现实性相悖。有良知的父亲被人欠下巨款后含恨自裁，贩毒、行贿、嫖娼无所不为的林伟文却一举成为靖林最大的“慈善家”，人性与真情始终无力对抗滚滚现代化洪流中物欲与金钱的诱惑，最终的幻灭也意味着个别角色与整个时代无望搏斗之必然结局。在拷问龙茗悲剧的根源时，浅层次上是彷徨于法制公义与私人情感，深爱龙茗又最终亲自逮捕她的韦军红警官，最终导致了龙茗不愿承认却必须承担的宿命和惩罚。深层次上，凡一平指出韦军红也不过是陷龙茗于囹圄的那个社会的代言工具，有罪的是把她推入火坑的人，肮脏的却是贪欲横行的社会。《天等山》以小寓大，将妇女问题放在现代性的平台上合而观之。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形容“现代社会有如脱缰的野马，不但变迁的速度比先前要迅猛得多，而且它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亦是如此。因此势必影响到当前社会习惯与行为模式。”从都市新市民小说回到书写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凡一平事实上已察觉到长期以来乡土中国最具延续性、稳定性的社会、家族、伦理、文化之传统秩序，当下已然受到现代化、城市化的激烈挑战。故而选择以小说的形式，以一个女性的悲剧来折射民生，铭刻下他置身于其中的焦虑和忧思。
    所以表面上《天等山》类似于“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实际通过个体在时代大潮里彷徨挣扎但最终回到既定结局的不可逆性，从小说到“大说”，隐喻着“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
    綜上所述，《天等山》以福尔摩斯式侦探小说为结构，以茶花女之正派青年与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其内核却是有关“罪与罚”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小说。虽然在不足十五万字的篇幅里，《天等山》容纳了太多重命题。平心而论，就总体的广度和深度，既乏柯南•道尔情节辗转的离奇变换、石破天惊；又无意比附小仲马的爱恨纠葛、血泪深情；更没有超越妥耶妥耶夫斯基超验的社会哲理。其所能成就的，最终融化为一种空茫、物哀的情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却仍然无法回答，“写实小说到底是社会的批判，还是同谋？”的终极命题。但我们仍然需要肯定在“小说已死”尘嚣至上的大环境下，作者始终坚守在文学创作的第一线，不断学习、总结新的“讲故事”方式。以“人本关怀”为写作良心，广西是他念兹在兹的灵感源泉。《天等山》里苦心孤诣的道德安排，一方面，固然深情地演绎着对弱者、受难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同时展现出他对女性的尊重、对家园的关照，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深思。悬疑、精确、昭然可信，触及到文学的深层意义。这是“献给被爱和受煎熬的人的一朵玫瑰花”，也是为历史血脉留下的，一枚名为“八桂大地”的时代图腾。■
    作者：杨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生。
    注：囿于篇幅之故，本文注释略，请参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