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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化我们没有意见，完全可以做，但是从发展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似乎应为对传统文化出版加强支持力度。我们并不要求像人民出版社那样享受事业单位的待遇，但从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考虑，对这样一个文化事业，不光是古籍出版社，凡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比较关键的出版社，我建议采取“企业单位，事业托办”的体制。也就是说企业运作，但可以在这些企业当中挑选资质尤佳者，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策划，委托他们来参与重大文化选题的论证、策划和运作，使一些肩负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发扬使命的专业出版社成为国家传统文化出版的坚实基地，这样我们会感到比较心安，同时企业化道路也会走得更好，因为中国的出版人大多数都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与专业自尊心的，躺在国家身上，不是我们的风格，但我们希望能给予更多的重视。 记者：是不是图书粗制滥造的现象更严重了？ 赵昌平：尽管您的提法过于严重了，但是冲击确实存在，趋势值得注意。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例，现在任务增加了，人员减少了，员工的生活水平也需要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对编校质量必然会产生冲击，有些编辑因赶稿，审稿比较马虎，一部分图书编校质量与过去相比较确有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趋势已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毕竟质量是立身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强大的编辑人员，一部分是在职的有经验的编辑，同时还聘请了一些已经退休的老编审，质量上由这些编校人员严格把关。例如我们前年做的顾炎武的《肇域志》编辑审稿就花了三年时间，对年轻人我们也加强培训，去年就办了八讲培训班。明天上午我们又有一个会，强化质量管理并公布新制度。 质量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编校质量，它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到出版社的品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它的文化含量。专业社的生命线是他的学术底蕴，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做学术书一定赔本，这个观点有些片面。学术书的成败考验的是编辑的眼光，你能不能熟悉你这个专业里的学术动态，能不能抓住你这个专业里重要的点、大家关心的学术热门专题、前沿的问题。此外，古籍出版有些选题周期性自然会比较长、前期的投入也会比较大，如无国家资助，不是谁都敢去碰的，但我们与中华书局就做了不少，关键是看准它是这个专业里很多人所需要的，一旦做出来后，它未必亏本，也许还会赢利。这就要看有没有眼光和胆量去做，当然也要有经济运作相配合，好在我们专业班子配合得很好。 有趣的是，近几年经常遇到和中华书局抢学术性稿子的事情，只要知道哪个作者正在从事某个领域的尖高端研究、哪个地方会有一本学术质量相当高的文稿，我们两个出版社会先后去那里组稿。去年5月份我去山东大学参加一个会，定下一位教授的文稿，但当时没有和他签约，因为稿子得过一两年才能完成，回来后，我让我们的一个副总编和他签约时，结果中华书局已经和他签了。这种竞争很好，我们与“中华”目前已形成既有竞争，双有合作，互相学习，互相激励的关系，这也可说是中国出版业集团化企业化中的一个新苗头吧。 不要把学术与企业化完全对立，一般来说，学术书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有的肯定亏本，但从专业建设角度来看，也值得做，但如果做得好的话，它不仅不会亏，甚至也会有赢利。我们做的一套“蓬莱阁丛书”是非常专业的学术著作，它收集了近代以来许多大师级人物的代表作，同时请当代在该领域有高深造诣的著名学者导读这些作品，以名家解读名作的形式出版，已出版四十来种，最好的销售有8万余册了，最少也有一万册左右，成为出版社很重要的经济支柱。 同时学术著作也会产生间接的效益，也许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但它会对出版社品牌造成影响，从而带动其他的图书。有一次我到上海书城做调查，碰到一位女青年，她要买《东周列国志》，一时找不到，我告诉她具体位置，她看了后说，不要放在那里的《东周列国志》，她只要买古籍出版社出的。这就是学术品位的间接效应。为了打造品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被取消刊号的学术杂志“中华文史论丛”马上要恢复刊号了，这刊号是由我们一本小型通信杂志转过去的，当时有不同意见，有的企业提出愿意合作用这个刊号出时尚杂志，不用我们费太大的力就可以挣到很多的钱。但我们考虑到，如果我们做一个时尚杂志，就是对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嘲笑，相反将刊号转回“中华文史论丛”，就可以提升“论丛”的品牌，打造一个国内外专家学校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今天上午我签发了“论丛”的改刊启事。特意加上一条，本刊谢绝一切商务广告，谢绝一切形式的出资刊文。不是我们不要钱，而是有损品牌的钱不能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