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人是具有文化使命感的，”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出版界这个群体，然而，这个群体却不断被读者和作者诟病、浮躁、出版滥书只看重钱等等。就连出版人自己都面临着无数的压力，承担着自责，他们在转向市场的这艘船上，不安、痛苦，又无可奈何，只能随波逐流。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 记者：出版社由事业转制为企业后，有无市场需求成为选题取舍的主要评判标准之一，原先各类公益性、社会性、政治性的目标，都将让位于提高经济效益。换句话说，必须在经济效益下再去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对此您有何思考？ 赵昌平：您的问题提得也许有些绝对化，其实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下，出版社已基本上是企业运作了，因此除了退休后的待遇问题外，转制对业内人士来讲，并不觉得冲击很大。当然当时不象现在样样“精明”。就拿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来说，过去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人们对企业化管理的意识的确不如现在强，竞争的出版社也不是很多，国家对出版界进行垄断性保护，出版社也会拿出比较多的财力投入公益性、文化积累比较厚重、根本不赢利图书的出版。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我是1982年来的，当时一年的码洋300万元左右，而补贴给学术类的图书有80万元左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版社的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了，当时已有17家古籍出版社，而一些非专业出版社也开始介入古籍出版，竞争一下子激烈了。到了90年代，工作室也介入出版，由于它的体制比较灵活，政策观念也较淡薄，对传统出版界冲击比较大，我们两家都进入了低谷，经济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大家都在思考，专业出版社到底怎么办？ 当时，有人认为古籍出版是夕阳产业，新时代没有人再看古籍书了，应该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籍”两字去掉，很多出版社也采取了在经营上打破专业限制、打破团队意识的做法。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种非专业化、非团队化意识比较普遍。具体经营方式就是承包到编辑室、承包到每一个人，出版社将书号分配给每一个人，规定编辑一年要完成若干个书号以及由这些书号带来的经济效益，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出版社只顾经济效益，漠视社会效益，图书粗制滥造、选题大量重复、买卖书号等非法操作情况日趋严重。 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从张元济创办商务印书馆起，就主流而言，就是以文化人办出版，发展出版产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传统，是企业化之后防止出版社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的精神支柱。上海出版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越是企业化越要有文化出版意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专业化还是非专业化、团队化还是非团队化之间也有过一些争论和动摇，但最终领导班子还是坚定了专业化和团队化意识，而恰恰是这一意识，使本社走出了低谷。 业界褒誉我们有北“中华”南“上古”的说法，也就是说往北要数中华书局，而向南就要数上海古籍出版社了。而中华书局一直是古籍类出版社的龙头老大，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中华书局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动摇了专业出版之路，采取全面开花的政策，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销售码洋远远超过了中华书局，最好的时候超过它们有一倍左右。中华书局从前年进行调整后重新回归本业，去年即便在发行码洋上也已重据龙头老大的地位，这是我们要衷心祝贺并认真学习的。 在企业化的进程中，专业出版社的根本之路是要加强专业而不是放弃专业、加强团队化而不是放弃团队，关键是如何将专业传统与传统更新，将团队意识与发挥编辑的个人优势结合好，这在出版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不管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还是完全的企业化，出版的基本规律是不会改变的，专业出版社如果不走专业化的路是十分危险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具有很强的专业编辑力量，编审和副编审占的比例在上海出版界是最高的。上海有四家出版社的总编和社长是从古籍出版社走出去的，这里不仅有做专业图书的编辑，也有普通其他专业的编辑，同时还有一批从教育战线走过来的优秀教育专家。做中学教辅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尝试的教辅教材类图书却销售一般，关键是读者不认可你的品牌，发行渠道不畅。 我们也曾小范围地尝试一下跨专业，做过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因为《莎士比亚全集》不用付稿费，也不涉及版权，风险较小，于是就做了一套设计精致并配有精美插图的《莎士比亚全集》，定价也经过仔细调研，比译文社定的要低，但就是卖不好。我曾经在杭州的一个学术书店看到，在古籍类图书的货架上，“上古社”的图书应有尽有，而在外国文学类图书的货架上，有五六种《莎士比亚全集》，惟独没有古籍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由此可以看出，出版社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强项、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下，大浪淘沙，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很幸运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走过了低谷，销售码洋呈现上升的势头，只要我们按照专业出版的规律办事，就可以处变不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