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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国出版业的差异化程度极低，虽然图书的总品种逐年上升，但选题彼此雷同，“借鉴”有余，创新不足，教材、教辅读物、一般大众畅销书的相互抄袭、重名、追风等不胜枚举，重复选题、跟风现象达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昌平：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出版物的市场竞争力，对形成出版社独特的品牌和特色极为不利，也是造成各出版单位核心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发行码洋是3000万左右，现在我们的发行码洋有1亿多元，十年时间销售码洋增加三倍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坚持自己品牌特色的同时努力创新。虽然转制使竞争更加激烈了，不仅是古籍类出版社增加了，而且非古籍类出版社也进入了这个市场，一些出版的专业规定也没有人严格遵守了，所有出版社只要有古籍类的选题都可以做。但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毕竟我们在古籍出版业有着多年的经验，中国的四大名著版本有近百种，而销售得比较好的也就三四家，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其中一家。 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图文本的四大名著，并且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线装书的设计，配的图也是精选过的古代线装版本中的线描图，双色套印，封面质感如有线装感，这样一套古色古香的图文本四大名著出版之后，在近百种四大名著的版本中，一下子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在台湾的上海书店，排列销售榜前列，台湾读者评价喜爱程度超过《哈利·波特》。专业和品牌是一个出版社的立身之本，关键是不能故步自封，如果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层次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同样也会失去市场、失去自己的优势。 在专业化道路上，要“适应市场，引导市场。”适应市场并不是一味迎合市场，而是用自己专业化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去引导市场，这种引导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在适应中潜移默化的引导，其次是在各个读者层次中建立自己的品牌，上海古籍出版社过去的出版定位是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为了做到适应市场，上海古籍出版社多年来拓展选题：一是向大型资料扩展，另一是瞄准学术，向普及读物扩展，有九个选题块面，各块又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可以将经典著作《十三经》、《四书五经》等做成学术性很强的汇注本；针对大学生又可以做成比较严肃的选读本；一般的白领可以做成经典宝库本，选读的较少，讲解的比较多；而对于小学生可以做成拼音背诵的精选的《四书五经》，将有限的古籍题材化成了无限的阅读空间。市场经济也不是太可怕的事情。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专业的挚爱程度和对专业内在规律的把握。 记者：出版社企业化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出版社丢掉了自己的专业而采取卖书号，形成一个空壳出版社，对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赵昌平：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据我所知，至少在上海相对比较少，而各地有资质的的品牌社也很少听说这样做。因此，在我看来，卖不卖书号，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品牌，过去说上海是图书出版的半边天，但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上海的图书出版有所增加，但在市场占有份额上，上海的图书还是有所下降的。这里很大的原因是上海的教材出版市场有限，同时也许是中央抓得比较紧的缘故，上海出版社违规操作、打擦边球、恶意炒作的现象比较少，也就较难有轰动效应。但上海出版界比较稳定，尤其是品牌社，今年图书销量不是很好，但明后年就会依靠“内功”跟上来，在稳定的过程中逐步增长。 在上世纪的80年代我们可以每年拿出八十万左右的资金支持纯学术出版，照理我们现在的码洋是过去的3倍，应该拿出二三百万的资金支持学术出版，可是却不可能这样做，因为现在的市场风险太大、销售体制也不完善，不敢用更多的资金去支持学术出版，同时转为效益问题，出书的节奏加快，也容易导致编校质量下降。我们经常陷于矛盾之中，想要更多承担社会责任，就要冒赔钱出书的风险，员工们会想不通，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不承担？好在国家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补贴，这几年有增长，但总的力度还是不大。尽管如此，我们仍做过很大的书，比如《续修四库全书》，16开本，每本近1000面，共1800册，一套总定价是38万元，现在涨到40多万元了。我们还搞过一个重大选题，就是将俄国、法国等国家从敦煌取走的宝藏全部拍摄下来，出版了《俄藏敦煌文集》、《法藏敦煌文集》等，已出七八十册，每册200美元。前期的投资量也是很大的。幸亏这些都成功了，不仅没有亏损，有的还获得了比较好的利润，显示出了品牌的威力。但是想起当初的情景还是相当后怕的，当时甚至是坐卧不安的，这样重大的选题，如果失败了，出版社也许十年都翻不过身来，《续修》七千多万元的总投资，如果亏一二千万元，出版社只能关门大吉。社领导也作好了如果失败就下台向员工谢罪的思想准备，后来经批准，在其他企业注入资金支持下，终于做成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国家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的话，现在获利的就不是这些系统外的投资者，而是国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