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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介绍了当时的说书名家，“那个老者说：‘啊，这两天我倒是见天来，昨儿个是哈辅元的末天吗（原注：哈辅元是个说评书的，能说《济公传》跟《永庆升平》）。过了这两天随缘乐，还是双谭坪过来，要讲说评书里头，真得数的着人家。’”再有是看戏。京戏之有名，闻于全国，清代许多写北京的小说中多有写及。《红楼梦》写的是贵族家庭演戏看戏的场景，《负曝闲谈》第八回写的是市井戏院嘈杂的情形：“劲斋久闻京师的戏子甲于天下，今番本打算见识见识，焉有不往之理?午饭后同车而出，到了一个很窄很窄胡同里面。门口花花绿绿，贴着许多报条。门口有块匾，叫‘同庆园’。……其时台上正唱着《天水关》。子蛰道：‘这些都是乏角儿，不用去听他。’劲斋不懂，回脸一望，只见嚷卖冰糖葫芦的、瓜子儿的，川流不息。……一会台上唱过了四五出戏，大家嚷道：‘叫天儿上来了!’原来叫天儿这日唱的《空城计》。二人听过一段摇板，便有人哄然喝彩。还有闭着眼睛，气都不出的。也有咕咕囔囔在那里骂的，说：‘你们老爷别只管喝彩，闹得我听不着!我今天好容易当了当，才来听戏的’”。典了家当听戏，这段描写真实地写了北京民众对京戏的痴迷，京戏已成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浸润其中之时，才消弭了宫廷、缙绅和庶民文化之间的种种界限。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中“双城”现象作了纵向的、历时性的描述，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上述三对“双城”、六大古都正代表了我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市群体，它们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全国一流的大都市。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们分别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联系和沟通这两大流域的是京杭大运河，三对“双城”有两对坐落在两大河流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上，并呈由西向东、自北而南的发展态势。其实，明清小说中的“双城”，除了北京和南京两座首都与陪都外，集中描写到的还有苏州和扬州两座商业都会城市，它们也构成了一对“双城”，同是所谓“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只是其城市性质与作为首都、陪都的北京和南京不同；而当19世纪中期扬州开始衰落时，隔江而南的上海便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晚清小说集中描写的一座都市。因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把这三座商业都会城市纳入研究视野，但综合整个小说城市描写史来看，我国古代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城市映像的演进，正和我国古代城市的实际发展相吻合。 这里，有两个现象是饶有趣味的：一是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京都，往往构成古代小说反复描写的一种“双城”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汴州和杭州。前者是北宋的首都，后者是南宋的首都，前者为后者的故都。因此，对于生活在北宋时代的人们来说，汴州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而对于生活在南宋时代的人们来说，故国之思、故都之思则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作为南宋首都的杭州，一方面自然会竭力效仿当年的汴京气象，习惯于拿汴州与杭州作比，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以及将杭州改称为“临安”，都反映了南宋王朝和市民对于杭州的心理错位；另一方面，杭州自身的山水风物和四时无休的“西湖歌舞”，又使他们乐而忘忧，乐不思蜀，陶醉在山水歌舞的享乐之中。所以，汴州和杭州作为故都和现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象，反复出现在宋元至明清四代的小说描写之中，形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双城”文化传统。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一时期一个首都和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现象，例如唐时的长安和洛阳、明清的北京和南京，就属于此种情况。唐代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明代开国之初以南京为首都，后迁都北京，南京成了陪都。清代基本沿袭了这种格局。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自然成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学所描写的主要对象；而陪都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也成为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竞相表现的对象。这样，首都和陪都又形成了一种“双城”的并峙与对应，这种“双城”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其他各种文学样式中都同样存在。它们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具备前朝移民的故国故都之思，但由于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和南明王朝的故都，因而多少烙上了一种感伤的历史情怀，渗透和流淌在《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其他小说的血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成为历史陈迹之后，任何“双城”都会成为城市悲情的载体和源泉。 在古代社会的任何时期，京城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兴衰足以显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古代小说对城市、特别是对京城的描绘，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城市的兴衰，城市在小说中是否频繁出现，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都有内在的规律可寻。本文对“双城”的论述，即着力于展示城市、特别是京城在不同时代中的地位与作用。必须强调：虽然我们力图以城市为视角，找到小说史研究的一条新途径，并尽可能为当代的城市研究提供一份形象的、被忽略的历史素材；但是这一课题本身的广度和深度，又几乎是言说不尽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