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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在天子脚下，济济的京官之中，好排场和摆架子是北京人最为显著的文化心理，即使是已经没落的官僚子弟，也无法改变这种深入骨髓的官派作风。《负曝闲谈》第二十四回写了一个绰号叫“老不要脸桐”的破落的贵族子弟，写他如何“满口大话，架弄他的身份”，明明一贫如洗，却要在外人耳里摆架子，将捡来的砖头说成“枕头”，把刚卸下来的门说成“被窝铺”，酒坛子是“靴子”，酒是“皮袍”，结果惹出一场笑话。这正是破落旗人子弟的德性。讲排场、讲体面是官派的一种表现，而北京士大夫当然更有其优雅的一面，因为京城官员生活多有闲暇，收集和评赏古玩字画成为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一种风尚；与之密切联系的是清代北京琉璃厂的兴起，这里几乎成为考察北京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是缙绅士人最喜留连之处。《永庆升平前传》第九十五回：“前门外南孝顺胡同住着一个人，姓张，名奎元，家中富丽，在琉璃厂开设四宝斋南纸铺的买卖……”《负曝闲谈》第八回写清末北京琉璃厂已经颇有规模：“这番光景竟不同了，只见一家一家都是铺子，不是卖字画的，就是卖古董的，还有卖珠宝玉器的。有一家门上贴着‘代办泰西学堂图书仪器’。劲斋进去一看，见玻璃盒内摆着石板、铅笔、墨水壶之类，向掌柜的要一本泰西的图书看看。……又到隔壁一家，见玻璃窗内贴着许多字样儿，都是些状元，什么翁同龢、骆成骧、张謇。进去一问，可以定写，连润笔、连蜡笺纸价，一古脑儿在内，也不过三四钱银子。”至《孽海花》所写时代，北京士大夫们与琉璃厂更是声息相关，第五回说朝廷将要大考，一班久疏文墨的老翰林急得要命，于是“琉璃厂墨浆都涨了价了”。 如果说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清中期和中后期京味小说，多表现了官派气度，那么晚清小说《小额》、《春阿氏》则主要体现了市井情味，特别是旗人的生活习俗。以婚俗为例，满人结婚在合八字帖、放小定、放大定之后，乃是通信过礼，一些礼仪就颇有地域民族特色。《春阿氏》第十三回写道：“只见一抬一抬的往院里抬彩礼，小孩们爬头爬脑，又说又笑。两位放定的女眷自外走来。这里亲友女眷按着雁行排列，由街门直至上房，左右分为两翼，按次接见新亲，从着满洲旧风，皆以握手为礼。”在北京，女方送嫁妆，物以抬计。《民社北平指南》曰：“物以抬数计，中等之家，大半为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富者则自数十抬至百余抬不等，贫者则十六抬、十二抬，再次则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雇扛肩人送去，不上抬。”[25]至于握手为礼，李家瑞在《北平风俗类征》中写道：“满人相见，以曲躬为礼，别久相见，则相抱。后以抱不雅驯，执手而已，年长则垂手引之，少则仰手以迎，平等则以立掌平执。”[26]这种礼节俗称“拉手儿”。由此婚俗就可见出北京地区一套带有满人特色的礼仪系统。 作为“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许多北京人从旗人那里学到了一套繁复的礼仪规矩，就像南京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样，老舍也认为，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27]；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并不都是优雅而多礼的，因为尚武同样也是北京的特色风习，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北京位于旧时燕赵之地，既多豪侠之士，同时也承袭了《燕丹子》以来尚勇不惜身的精神。这种传统延续到清代，满洲习骑射，尚武功，并以此立国，更是强化了这一传统。《红楼梦》里写到贾家一班子弟也要拉弓习武，《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更是一位武艺超群的奇女子。《春阿氏》中旗人子弟春英在三伏大热天，用石锁练臂力，号称“尚武的精神，是满洲固山的本等”，表明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习俗同时表现为北京民众好急喜斗的性格，比如在《小额》中，“（楞祥子）一瞧青皮连这分儿不说理，真气急啦，说：‘小连，咱们俩外头说去。’青皮连说：‘外头也不含糊哇。’”然后两人就动起手来了。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北京人向来又是以文化素质高于外省而自负，两种传统的碰撞，无疑产生了奇怪的文化现象，这就典型地展示了北京文化的多元性。 曲艺是北京最具市民性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的曲艺形式一是说书，一是唱戏。小说关于这方面的描写也较多，如《小额》写道：“第二天是四月初七，河沿儿上通河轩，是初七初八两天的随缘乐。小额吃完了早饭儿，带着一个童儿，得意扬扬的”，“来到通河轩门口儿……那天书坐儿，上的还是真不少，天才一点多钟，人已经快满啦。可是生人很少，反正是那把子书腻子占多数。内中废员也有，现任职官也有，汉财主也有，长安路的也有，内府的老爷们也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