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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的南京之外，吴敬梓还写了一个声色的南京。描画南京秦淮河，《儒林外史》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如第二十四回：“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官仙女。”这种笔法纯用白描，格外引人入胜。秦淮河的声色在当时极有名，钱泳《履园丛话》之“醉乡”条云：“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犹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24] 除此之外，吴敬梓还努力挖掘南京文化中的深层蕴涵，描述他所推崇的真名士。吴敬梓比较赞赏“真名士乃在民间”的观念，他在第二十九回写道：“……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至小说结尾，南京名士消歇，而市井中却出现了几位奇人，一是“会写字的”，一是“卖火纸筒子的”，一是“开茶馆的”，一是“做裁缝的”，皆生性恬淡，以山水自遣。此辈固非儒林中人，却是被作者赞赏的“奇人”。 就小说的结局而言，《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都表达了一种历史情结，那是古代长篇小说共同的空幻结局，同时掺和了古都南京的文化韵味。“六朝往事随流水”，变迁和流逝似乎是南京文化的固有品格，在南京的舞台上演过太多江山争霸、兴衰更替的历史活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是一座悲情城市，就是风云流散、人非物换的象征。《红楼梦》描写的是真美人的凋零与亲骨肉的离散；《儒林外史》则是真名士的老去和美风物的消歇。 两书在叙述的美学意味上存在不同，就叙述姿态来说，《红楼梦》表现出忏悔情绪，这与作者写作时的立足点有关。《红楼梦》中的金陵意象更多的来自童年记忆，感性而遥远，朦胧又真切，作者不断地回顾和追忆，将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同时不自觉地美化过去。这种叙述在将南京美化的同时又将它幻化了，因而产生了忏悔和赎罪的意识，那种淡淡的留恋和感伤始终笼罩在小说中。而吴敬梓所采取的是近距离审视的姿态，由于经历过由盛而衰的家事之变，饱尝世间冷暖，谙熟儒林的种种陋习，因而笔下充满了理性的批判精神。小说既真实地写了名士对南京礼乐的大力弘扬，也写了若干年后，在名士们已经老去和凋零时，南京充斥的是假名士的无聊和低劣；在描绘秦淮河声色繁华的同时，也刻画了丑陋的人情世故。作者认真地解剖和分析了一个世俗化的南京，同时把他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寄寓其中。《红楼梦》中的超验和《儒林外史》中的经验，这是古代小说史上关于南京的最美妙的两种文学形象。 与之截然有别的是明清小说中的北京，它大气醇和的景象源于三种文化：宫廷、缙绅和庶民文化的交织，表现为两种文化精神：官派气度和市井情味的融合。 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清代中期和中后期的京味小说，主要表现了北京作为京都的官派气度。《红楼梦》侧重描绘了权贵豪门、簪缨世族之家的豪奢景象，以及那庞大无比而又高度集中，相互勾连而又彼此牵制的宗室内臣政治姻亲关系网，从而勾勒出帝京独有的政治人文氛围，显示了与外省上层社会不同的京都统治集团的特点。《儿女英雄传》作者为满族贵胄之后，其家道也已中落，但他以理想化的笔触，写了“京都一桩公案”，即一个汉军旗人世家经历世运变迁而最终家道中兴的故事，其中渗透着京都上层社会官员之间的倾轧与复仇，失意与得意，贬谪与升迁。它和《红楼梦》旨趣迥异，但在反映和表现京都特有的官派气度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以京城贵族家庭为描写对象，塑造了一种属于帝都的官派气度，这种气度慢慢积淀为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