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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突出的是城市意象的营造，在唐人小说中，某些故事场景由于经常出现而成为一种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长安景点，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游曲江是长安的一大习俗，是时曲江边丽人如云，许多士人胜日寻芳，一些爱情传奇由此展开。如温庭筠《华州参军》：“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唐人小说以曲江为爱情奇遇的发生地可谓开创了一个传统，引领了后代小说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东京之有金明池，临安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苏州之有虎丘，扬州之有平山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小说中的曲江故事明显表现出与后代小说中城市情境的不同，它们都是以王公贵族、士人淑女为主要人物，充满帝都的富贵气，因而与后来的金明池故事、西湖故事等主体多是市井人物大不相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非凡的“帝都气象”。 作为陪都的洛阳在唐人小说中也较多扮演了政治中心的角色。唐朝初年的君王就喜往洛阳，如《大唐新语》卷八：“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4]其后的武则天和玄宗的洛阳生活更多地见于小说记载中，如《大唐传载》：“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5]《隋唐嘉话》卷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6]唐玄宗在洛阳的活动大多是游赏、娱乐活动，如《教坊记补遗》：“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妓中……”[7]《明皇杂录逸文》：“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矩，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铿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8]从中可以见出这位君主爱好都市奢华的生活习性。 与长安略有不同，表现洛阳帝都奢华更多的是它的宗教建筑。《朝野佥载》卷一：“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卷三：“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镂，窈窕便娟。”朝廷贵戚对佛教的推崇和倡扬，推动了当时的信佛热潮，如《朝野佥载》卷五：“周证圣元年，薛师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9]由以上记载不难看出，佛教建筑的奢华已成为洛阳帝都奢华的一个缩影，而唐时对佛教的迷恋和狂热，承自北魏以来的传统，庶几成为洛阳城市情境的一大特色。 二、汴州与杭州：两宋双城的追忆与重塑[10] 如果说唐人小说中的城市还是充满了士人的浪漫情怀，那么宋人小说中的城市则表现为浓郁的市井气息。宋代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期，由于商业发展，市民的文化消费急剧增长，说话和话本广泛流行。说话人生活于城市，对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和，他们在面对听讲者时，努力唤起听众亲切的现场感，因而小说中的城市弥散着市井气息，叙述的也是身边“发迹变泰”的市井故事。同样是写京城景象，话本已不再着意于帝都恢弘华贵的气度，穿行于街头巷尾的市井细民成为话本的主角，并真实地描绘出从地处中原的东京到偏于东南的临安的文化中心的迁移和城市图景的变异。 宋元话本[11]主要反映了两宋双城各具特色的城市映像：一是北宋移民追忆中的东京梦华，二是效学汴京气象的临安风貌。在南宋人的追忆里，东京风物中最让他们魂牵梦绕的是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它们频频在话本中出现。它们是：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等景点，其中最让人追怀不已的首先是金明池。东京城外有许多皇家和权要的园林别墅，以金明池名声最著。金明池在话本小说中是满城男女喜往游赏的去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写道：“即今清明时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阗，游人如蚁”，《志诚张主管》中亦叙及：“当时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金明池是宋元话本中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正如唐时的青年士人总是在曲江附近遇见淑女佳人，宋元话本所描写的市井子弟的艳遇也多在金明池边。《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写到一年“时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这范二郎立地多时，细看那女子……那女子在茶坊里，四目相视，俱各有情。”一段市井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志城张主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等篇也都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