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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临安的商业景观也自具特色。就商业属性而言，如果将宋与唐相比，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唐代基本上属于消费型商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只是为了满足城市主体——那些不事生产的官宦士大夫的需要，而宋代的商业属于流通型商业，商品在不断的交换中产生出价值，原料生产到产品发卖、转卖，形成了商品流通的系列环节，市场因此被激活。临安的商品体系更趋系统，流通更广泛，城市内外的贸易显得十分兴盛，如话本里就写到，每天清晨在城门口都聚集着赶着进城的生意人，“城门未开，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任孝子烈性为神》）临安手工业的分工也更细，《西湖老人繁胜录》：“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并列出了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绵市、生帛市等一百四十多行。其中最能说明南宋临安商业繁荣的，是宋元话本中反复出现的丝织行业。北宋时江南的丝绸工业并不很发达，而到了南宋，整个江南地区，“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17]，丝织业成为临安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这在话本里也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吴）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谷，果然是金银满箧，米谷成仓。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拨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吴家铺子经营的就是收丝——发卖的生意，由于城中的机户不少，所以卖丝的生意不错，以至于规模扩大了。此外如《错认尸》、《错斩崔宁》、《裴秀娘夜游西湖记》、《沈鸟儿画眉记》等都提到了当时机户的商业活动，足可见当时丝织业的发达。 在两宋城市商业的发展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城市里出现不少无业游民，即宋元话本里的“闲汉”、“泼皮”，如果说在东京这类人还不多见，对于临安来说，这类人就显得很突出了。这是因为江南地区人口密集，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加上豪族势家大肆兼并，许多农民纷纷失去土地，或沦为佃农，或涌入城市和市镇谋生，如《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其徒。”[18]《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数万，以骗局为业。”[19]他们游手好闲，并不时地为非作歹，是宋元话本里经常出现的人物。例如《沈鸟儿画眉记》中记载了西湖边一老二小三个无业游民，“且说南高峰脚下，有一个极贫老儿姓黄，浑名黄老狗，一生为人鲁拙，抬轿营生。老来双目不明，止靠两个儿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这还是一般的无业者，小说还出现了穷凶极恶的无赖，《错认尸》中写道：“当时有一个破落户，叫名王酒酒，专一在街市上帮闲打哄，赌骗人财”，后来因为敲诈乔家不成，出首告状，使得乔家家破人亡。城市无业游民在宋前的文学作品中较为少见，这一社会群体在宋元话本里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城市变得商业化和世俗化后的必然产物。 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小说中的开封和杭州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在这一时期中，两宋时代的双城仍成为小说作者挥之不去的记忆，只是如果说宋元时两个城市还是双峰并峙的话，那么到了明清，开封明显走下坡路，只是维持了中等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而清代的杭州，人口超过百万，是全国一流的大都市。 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但是，由于时代毕竟久远，他们对东京景象的书写呈现出虚化的倾向，这种虚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描写东京的城市景观，但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更多地只是继承以往的小说传统。比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介绍北宋东京：“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就属于概括式的套话，移用至其他城市也无不可。二是极少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城市隐入小说描写的背后，作为一种符号，它的王朝政治中心的意义被凸现出来。我们从《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承袭，可以看出东京怎样从一个世俗化、享乐化的都城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强权的象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