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其问世、发展、演进无不与城市声息相关。古代小说这种在血缘上与城市的先天联系，两者在发展中的交错影响，注定了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研究无论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还是城市研究，都具有突出的意义。城市影响古代小说，古代小说反映城市，城市映像具体投射在小说中，是作家主观之情与城市客观之景的融合，它生动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小说家对于各个时代城市的想象和追忆。而在不同时期小说家对于城市的描写中，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文化现象，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宋前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清的北京和南京，乃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最充分的三对“双城”。本文以小说文本为出发点，尝试就古代小说中所描写的三对“双城”，作一纵向的、历时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一、长安与洛阳：宋前小说中的帝都气象 我国自汉代起，就形成了一种吟咏京都的文学传统，《文选》中所收的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即是这一传统的具体体现。受汉代咏京都赋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唐前有关城市描写的小说，诞生了以《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城市笔记小说，其内容主要是描绘城市景观、名胜风物。传为汉代刘歆所撰、晋人葛洪汇集的《西京杂记》，描写了汉代长安宫室之雄伟，如未央宫、昆明池之类的宏伟工程，亦状写了内苑台阁之秀丽，如月光殿、月影台、九华殿、开襟阁等，“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1]。《洛阳伽蓝记》为北魏北齐间的杨之所作，以描写洛阳的佛教建筑为主要内容，大力刻画了寺院的雄伟壮观，来渲染洛阳在北魏时的繁荣景象，表达的是对洛阳城市气派乃至北魏国家力量的颂扬。这两部书一写汉之长安，一写北魏之洛阳，都是较早正面描写都城景观的笔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带有历史主义的追思情怀。 到了唐代，唐人小说在精神上与汉代以来的咏京都赋、城市笔记所体现的对上国都城的歌咏和颂扬情绪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它将情绪进而变为情境，通过文采斐然的文字营构了深情绵邈的城市生活空间，并把这种情绪注入一个个实在的故事场景中。唐人小说中所表现的长安无不与帝国首都的雍容气度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从城市内容的表现、士人心态的反映、城市意象的开创三方面看到这种城市映像的形成。 许多唐人小说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故事发生地或背景，是因为那些故事题材都与长安有关。我们可以把这类小说归为三大类，即宫廷娱乐类、举子生活类、对外交流类，这三部分占了唐写长安小说的绝大部分，反映出丰富的城市内容。写宫廷娱乐的有《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集异记·叶法善》以及《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举子题材的有《李娃传》、《霍小玉传》、《樱桃青衣》、《逸史·李君》、《集异记·王维》、《本事诗·崔护》等；对外交流类的如《杜阳杂编·日本王子》、《原化记·胡芦生》等。这些内容的产生都与长安帝都的属性相联系，比如宫廷发生的逸事和从宫廷流落民间的艺人故事，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由于帝王的爱好，长音乐文化非常普及，谙习乐器、比赛技艺、自制新声、梦中得曲等，也都演为一个个传奇故事；还有举子进京赶考，在天子脚下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命运的选择、爱情的奇遇后的自叙心曲；以及作为煌煌上国的首都，在对外交流中时时显示出的帝都风范。在这三大类中，我们尤可关注长安的娱乐技艺从宫廷流向民间的趋势。娱乐已不再是帝王贵族的专利，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感受着唐王朝的恢弘之音，那种用音乐和才艺表达出来的昂扬勃发、乐观向上的情绪，生动地体现了长安的城市文化精神。 唐代小说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小说描写城市平民生活的典型篇很少，只有《李娃传》、《北里志·张住住》、《大唐奇事·昝规》等寥寥数篇。这是由于小说作者往往是居于长安的文人，准确地说一部分乃是进士。每年的长安城里都云集了大量的各地举子，参加科考，这成为京城的一大景观。唐代的小说和笔记一方面表现了士子难解的科举情结，如《唐摭言》、《隋唐嘉话》等中的记载；另一方面将进士与妓女的故事提炼成主要的小说母题，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风流薮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2]再如同卷《颠饮》：“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3]唐代士子作意好奇，围绕这一母题，营构了种种离合聚散的故事，展示了长安进士放浪的生活及其微妙的心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