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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樊楼，“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这是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开篇的描写。樊楼富丽高峻，在当时极为著名。《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曰：“宣和间， （樊楼）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赵伯茶肆遇仁宗》中就写道：“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有《鹧鸪天》词为证：‘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樊楼之所以声名极著，还与误国的徽宗有关。《宣和遗事》后集：“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取登楼”，后集还引刘屏山《汴京杂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12]由此引发的感叹，其意义要比一座建筑物深沉隽永得多了。 另外，东京城里有许多寺院，最著名的要数相国寺。相国寺在宋元话本中不仅是游人观瞻和烧香礼佛的去所，如《简帖和尚》：“（皇甫松）只得勉强着一领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由于游人来往众多，因而也是东京商业贸易的重要场地。如《宋四公大闹禁魂中的赵正、王秀等闲汉和生意人就于此频繁出入。《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13]《麈史》卷下：“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寺’。”[14]作为反映市井生活的话本小说，其故事背景地发生在这样的“破赃寺”，正是情理使然。 其二是宋元话本中作为东京真实映像的临安风貌。林升诗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于南渡后的临安，人们总是习惯拿东京汴梁作比，话本中同样如此，“却说高宗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错斩崔宁》）明代学者沈士龙在秘册汇涵本《东京梦华录》跋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事实，其文曰：“余尝过汴，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贵家士女小轿不垂帘幕，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面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彩小旗，季冬二十四日祀灶，及贫人妆鬼神逐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风尚所渐也。至其谓勾栏为瓦肆，置酒有四司等人，食店诸品名称，武林今虽不然，及检《古杭梦游录》，往往多与悬合。惟内家游览，民俗炫奓，《梦游》多逊《梦华》盛耳。”[15]直至明代，东京的习俗还保留在杭州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见出，东京文化作为京师文化所具有的极强辐射力。 当然，外来的影响毕竟不能掩盖临安自身山水风物的独有特色和夺目光彩。《武林旧事》卷三：“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16]《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中就有杭州人春游西湖的描写：“……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便游西湖。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但凡湖船，任从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带子携妻，不择男女，各自去占个座头，饮酒观山，随意取乐。”另如《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山一窟鬼》等话本中都有游览西湖的记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