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史学家的著作，有两种情况最容易让人动容。一是富有哲理性的作品，它确保历史的真实性，让人因为信服而感叹。另一种是有亲和力的感性作品，字里行间，往往是在最不起眼处，透出作者的真情。这两种品质兼备的作品很难找到，然而，在夏伯嘉(R.Po-Chia Hsia)的书里，却能看到这两种元素在相互辉映。把史学当作职业来写作的人，往往也会形成两种风格。一种是专门为解决问题而来的。不管写什么题材，也不管涉及哪个领域，都离不开那入木三分的睿智。另外一种风格是平平静静地写文章，敏感、和平，文字非常典雅干净，却不愿显山露水，宁愿留些意境给读者。这样的作品其实非常好，因为作者写的，是他心里真想说的。夏伯嘉的风格，我想，是属于后一种。 夏伯嘉是在美国任教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但他的作品很难归类。我读过他的三本书，一本谈德国人民和宗教改革;一本谈1540-1770年间天主教会;还有一本是谈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夏伯嘉还写过许多书，如谈明斯特城(Munster)社会和宗教的，如谈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犹太人的仪式和奇迹的，可惜我都没有读过。 喜欢夏伯嘉的作品是从喜欢他的文字开始的。他的文笔很亲切。这种风格，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是一致的。夏伯嘉能够把故事讲得很细致，很完整，很准确。他从不堆砌史料，而是把史料研究透了，然后写出来。其实，他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史料作依据的。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好处，能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写出来，甚至以此为纽带，来串联相关的事件。在《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这本书里，他写得非常细致。他说:“我们有利玛窦于1605年写的八封信，证明他乐观的情绪。”又如:“在1604年的圣诞节，耶稣会士用古钢琴和竖琴庆祝了三至四个弥撒，一些基督徒甚至参与了守夜。有些教徒因为勤奋学习拉丁祷文而让利玛窦印象深刻，比如李应试的妻子可以背诵认罪祷告文，另一些人用他们的真诚悔悟打动了利玛窦，这包括自虐、急于告解和接受圣体。”不过，这样的笔触也可以用来描述大事件，在同一本书里，他谈到了明朝的灭亡，义和拳，甚至还谈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后第一次实施了“经济特区”。 不过，透过像诗一般透明的文字，我们感觉到，寻觅历史的确定性，才是夏伯嘉的毕生追求。他和历史学结缘，也出于此。 那还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夏伯嘉在香港的中学课堂里听讲。讲授中国历史的老师说香港之所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由于英国贩卖鸦片、强迫通商，而满清懦怯外强。刚上完中国历史一堂课，接着就是西洋史的课。西洋史用的是英文教科书，也分析中外冲突。可是突然“鸦片战争”这名词不见了。在道光年间爆发的是中英第一次战争、中英第二次战争。西洋史教材在解释原因时，说两国交兵是因为中西文化长期冲突不合之故。各国自由贸易是近代历史发展自然的现象，但中国闭关自守、管制通商，导致了中英冲突。夏伯嘉听了这样的课后，“心中满不是味儿。这样解释殖民地，不算太强词夺理吗?”为了弄清楚这个事实，夏伯嘉与历史学结缘，因为他要破解历史的“谜密性”，看看对于旧事到底是谁讲得对。 夏伯嘉的专业方向是近古欧洲史和德国史。这个选择也与确定性有关，因为夏伯嘉认为不能去研究距自己很近的史学，那会妨碍立论的客观性。德国的文化与英美很不同，也与法国很不一样。但是德国史很难学，要学好它，除非你去四处飘泊，外邦求学。 年轻人去欧美游学，其实有点像流沙入海。飘泊之中却也无法回避确定性:一是要确定专业方向，一是要确定就读的学校和导师。夏伯嘉先是去了英国西南的一个小镇，但那里人们的自傲让夏伯嘉感到不很愉快。他转而来到美国，在最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的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读了几年，毕业论文写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与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比较。他转而又去哈佛大学读硕士，专修欧洲近古史，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去了耶鲁大学念博士，读的也是欧洲近古史。毕业后，夏伯嘉去了几所大学任教，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马萨诸塞州大学和纽约大学。世纪之交时，他决定接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邀请，担任历史学讲座教授。 为了获得确定性，详尽掌握史料是个先决条件。而要掌握好史料，又先得学好外语。夏伯嘉的英文过硬，我看他的英文论著，常有其文笔要比许多美国人要好得多的感触。他的德文也好，他的那部论明斯特城社会与宗教的书，就是先英文出版，然后又出了德文版的。他的法文能用，荷兰文能看得懂，拉丁文能用来唬人。这些，奠定了他的语文功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