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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跟政治因素无关的词语，使用时的自由度或者说任意度就更大了。例如： 箱运码头(新加坡)——货柜码头(香港、台湾)——集装箱码头(中国大陆) 本来新加坡以使用“箱运码头”为主，但是，近年“集装箱码头”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港务局到中国的大连、福州、广州去投资，共同建造和管理“集装箱码头”，媒体报道时都用“集装箱码头”。因此假以时日，“集装箱码头”很可能取代“箱运码头”。 受港台影响，新加坡也用“货柜码头”（《现代汉语词典》和《应用汉语词典》均收“货柜”）。因此新加坡的语言用户有三个选择：箱运码头、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由于“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使用的地区和人口都超过“箱运码头”，由于“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去掉“码头”就是“货柜”和“集装箱”（container）, 指的是装货的工具，而“箱运码头”去掉“码头”剩下“箱运”，指的是一种货运的方式，而不是装货的工具，因此，“箱运码头”可能会被“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所淘汰。 上一节我们提到新马港澳台五区通用词语，本节提到五区并存的异名同实词语。这两类词语的产生与存在，都可以从社会中找到原因。 （六）音义任意结合 “语言符号是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组成的。形式是物质的声音，内容则是由这些声音或声音之间的关系所表达的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认识。语言符号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完全是任意的，没有道理可言的。正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给了符号可以产生各种变异的前提。”[18] 新加坡华语中与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就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产生的，跟政治因素、风俗民情等无关。例如： 快熟面(新马)——公仔面、即食面(香港)——速食面、明星面(台湾)——方便面(中国大陆) Instant noodles，新马、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在“面”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差异在于是什么样的“面”。快熟、即食、速食、方便，限定的角度各不相同。“快熟”、“即食”、“速食”着眼于食用，用“快”、“即”或“速”对应instant；“方便”则不但着眼于食用，还顾及保存和携带，用“方便”对应instant。比较起来，“方便面”的信息量要大些。然而这四种面，各有天地，长期共存，为不同的社区服务，而且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排他性。新加坡人不习惯用“方便面”、“公仔面”或“速食面”，都说“快熟面”。 新加坡的国情跟中国不同，正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为新加坡人给词语命名（包括翻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异名同实词语犹如百花齐放。新加坡华语中的“准证（许可证）、德士（出租汽车）、插车（叉车/铲车）、波道（频道）、报穷（依法申请并宣告破产）、穷籍（由政府管理的破产者的档案）、对敲（对消）、U转（掉头）、晨运（晨练）、积犯（惯犯）、快熟面（方便面）、按柜金（押金）、行政费（手续费/管理费）、航空邮笺（航空邮简）”等等，就是这样产生的。 （七）方言词语融入 新加坡华人大多是中国闽粤两省的移民及其后裔，福建以闽南籍占多数，广东以潮州籍占多数。他们移居新加坡，也把家乡话带到了侨居地。因此，新加坡国家虽小，华人的方言却比较复杂，主要的有厦（厦门）、潮（潮州）、粤（广州）、榕（福州）、琼（海南岛）、客（客家）六种。其中说福建话（新加坡人对闽南话的俗称）者，约占新加坡华族总人口的一半，以厦（门）、漳（州）、泉（州）三个地区为代表。 新加坡闽南话因长期受汉语其他方言、马来语、英语、峇峇话的影响，逐渐产生了有别于福建闽南话的某些特点。[19] 新加坡华语受新加坡闽南话的影响较大，新加坡特有词语中的方言词多数是从闽南话中吸收的，如：爽（痛快、舒服、开心）、显（腻烦、闷）、猫（吝啬、小气）、烧（温度高）、甜（滋味鲜美）、蛇（带状疱疹）、怕输（做什么都怕落后，由“惊输”中的语素“惊”转换为相应的语素而成）、搭客（乘客）、角头（角落）、薄饼（状似春卷，比春卷长而粗）、高丽菜（包菜）、三层肉（五花肉）、一路来（向来、一直）等。从广东话中吸收的如：搞定（做好、办妥、解决，由“搞掂”中的语素“掂”转换为相应的语素而成）、搞笑（逗乐儿）、冲凉（洗澡）、花洒（喷壺、莲蓬头、喷头）、马蹄（荸荠）、大耳窿（非法放贷人）、摆乌龙（做错、弄错、误会）、跌眼睛（预测失准）、猪朋狗友（狐朋狗友）、陈腔滥调（陈词滥调）、妙想天开（异想天开）、急（逼）不及待（迫不及待）、与别不同（与众不同）等。 共同语吸收方言词，为的是丰富自己的词汇，所吸收的是方言中表意新颖或表达力强的词语。例如中国的普通话从吴方言里吸收的“尴尬”、“噱头”、“瘪三”、“拆烂污”、“狗皮膏药”等表意新颖，在普通话里没有意义对等的词；新加坡华语从闽南方言中吸收的“爽”、“显”等表达力强，在华语里不是某个词语单独对应得了的。由于表达力强，“爽”已为普通话所吸收，而且“走红”，成为高频词。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强势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一度影响很大，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与推广，但是，由于华东、华中、华北的经济正在迎头赶上华南，广东话、福建话的优势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要发展，还得首先学会普通话，政府立法并继续大力推行、普及的是普通话。由于普通话占绝对优势，因此，它在吸收方言词语的同时，也在取代某些方言词语的地位。比如中国的上海话、南昌话、武汉话里都有“脚踏车”，但“脚踏车”已为“自行车”所取代。至于其他方言名称，如单车、线车、洋车、铁马、洋车子、洋驴子、动辇车、自转车等，更在被替代之列。 可是，新加坡却出现相反的情形。“同一概念的事物，华语原有词语已不用或少用，代之以新加坡闽南话词语，成为华语的常用词语。”例如上举“蛇、怕输、冲凉、高丽菜、大耳窿”等直接成为华语的常用词语。[2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脚踏车”了。新加坡人在提到这种代步或运动工具时，都说“脚车”或“脚踏车”（骹踏车）。因此，在新加坡人的口语中或者媒体上，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脚车”或“脚踏车”，“自行车”几乎绝迹。甚至有的新加坡人认为“自行车”构词不合理，因为它根本不会“自行”，必须“脚踏”才行，所以说“脚踏车”才合理。新加坡的报纸在报道中国新闻时，看到“自行车”，会括注“脚踏车”，或干脆把它改为“脚踏车”。在报道奥运会比赛项目时，“自行车比赛”也改为“脚踏车比赛”。新加坡人也不习惯说“荸荠”、“喷头”，因此，新加坡的华语规范部门把water chestnut定为“荸荠/马蹄”，把shower nozzle/sprinkler head定为“花洒”，把bicycle定为“脚踏车”。[21]这样处理，是从实际出发，尊重本国人民的语用习惯，无可厚非，然而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差异却因此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