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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圈内互动活跃 在中国大陆之外，新马港澳台自成一个语用圈。新加坡特有词语中的某些词语是这个圈内的共用词语，如“同志”、“飚车”、“垃圾虫”、“狗仔队”、“太平公主”等。 新马港澳台能够自成一个语用圈的根本原因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将近50年间，这五个国家或地区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价值取向相同而跟中国大陆迥异。五区之中任何一个社区所产生的新词新语，立刻通过媒体或影视作品等传播到其余四个地区，通常都能在当地落户，为当地语言用户所接受，成为五区共用的词语。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通话的推广与使用基本上局限在大陆的范围内，一般语言用户同境外和海外华人交往甚少，因而对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语文生活缺乏了解。新马港澳台却是另一个世界，社会制度相同，科技比较发达，信息交流及时，民间来往自由，因此，语言长期处于活跃的互动、互补状态, 词语的交流自然频繁而广泛。 下面举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产生于香港的“色狼”、“波霸”、“垃圾虫”、“大闸蟹”(被套牢的小股民)、“狗仔队”和“蛇”族词语(人蛇、蛇头之类)，产生于台湾的“残障”、“飚车”、“菜鸟”、“打歌”、“主打”、“作秀”、“同志”（同性恋者）、“诉求”、“哈日”(“哈韩”)、“伊妹儿”、“新人类”(“新新人类”)和“族”族词语(上班族、打工族之类)，产生于新加坡的“误导”和“朋党资本主义”，产生于新马的“榴梿”和“降头”，以及不易判断“原产地”的“酷”(cool)、“峰会”、“代沟”(generation gap)、“低迷”、“共识”(cons1ensus)、“情结”(“情意结”，complex) 、“瘦身”、“双赢”(win-win)、“零和”(zero sum)、“负增长”(negative growth)、“太平公主”(平胸的年轻女性)和“党”族词语(group，“街头党”、“偷车党”之类)，一产生就很快地成为五区共用词语，活跃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随后，它们就可能以“港台词语”的身分陆续进入中国的普通话词汇。其实，这些词语不仅港台使用，新马也用。时间一久，有的已经很难判断它们的原产地了。 目前，中国大陆的语言用户，特别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语用观非常前卫，所以一看到“酷”和“伊妹儿”之类就引进，然后通过媒体传播开去。其次，中国大陆的网络事业发展得非常快，上网者又以年轻人居多，他们趋新、猎奇、赶时髦，“酷”和“伊妹儿”之类最对他们的胃口。“港台词语”一旦被网上一族看中，就很快流行开来，从网上到网下，从书面语口头，有的人连意思还没搞清楚就迫不及待地照搬照用了，比如套“哈日”而“哈”这“哈”那，“酷”语更是满天飞。 改革开放后，大量境外或海外华人社区所用的词语是通过媒体进入中国大陆，在社会上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上举“峰会”、“低迷”、“共识”、“代沟”、“双赢”、“诉求”、“误导”、“情结”、“色狼”、“人蛇”、“蛇头”、“菜鸟”、“主打”、“作秀”、“瘦身”、“负增长”、“新人类”、“新新人类”等词语大部分已为普通话吸收了，资格稍微老一点的已被收进语文词典了。[11] 在五区共用词语中，也有一些“词途”并不顺利的，“同志”、“太平公主”和“波霸”就是。这三个词语虽已见诸中国大陆的媒体，甚至被收进辞书，却褒贬不一，反对的声音不小。比如“太平公主”，有人认为它是个“对女性进行侮辱和挖苦的词条”，是“粗俗词语”，不应让它在国内社会上流行，应作为“语言垃圾”加以扫除。[12]之所以如此，仍须从社会中寻找原因。中国大陆虽然改革开放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有些人的语用观还停留在“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50 年代。老实说，“平胸女人”真的比“太平公主”动听吗？未必。再说“同志”，中国大陆一些报纸的社会版、娱乐版的编辑、记者喜欢用，可是也有人反对，认为“在‘同志’问题上，我们应该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坚决把坏‘同志’拒之门外”。[13] “波霸”在中国未流行的主要原因是，这一说法与西方人的审美观点有关，与中国传统审美观点不同，用“波霸”，有不尊重女性之嫌。[14] 新马港澳台五区共用词语有的已经成为普通话的新鲜血液，如“峰会”；有的在使用中词义被扭曲，如“酷”；有的正在经受取与舍的考验，如“波霸”；有的还在门外徘徊，如“垃圾虫”。 （五）政治因素决定 有的异名同实词语的产生同政治因素有关。例如：“中乐”是中国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通用的，“华乐”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通用的，“民乐”是中国大陆通行的，“国乐”是中国台湾省通行的。“中乐”、“华乐”、“民乐”、“国乐”是一组异名同实词语： 中乐(港澳) ——华乐(新马) ——民乐(大陆)——国乐(台湾) 这四个词的构词方式相同，中心语素都是“乐”，却分别以“中” “华” “民” “国”四个不同的语素限定中心语素。这四个“限定语素”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刻意的。新马两国选用“华”字，有其深层的含义。 在新马两国，用“华”这个语素构成的同族词除“华乐”外，尚有“华族、华裔、华人、华语、华文、华校、华教、华社、华商”等，它们回避“汉”或“中”字，而取“华”字。别说改革开放前，即使现在，这些“华”字头的词语在中国大陆的使用频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低的。即使在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使用频率也比较低。比如香港就不用“华文”而用“中文”，不用“华语”而用“国语”或“普通话”；台湾用“中文”和“国语”。何以新马两国对“华”字情有独钟呢？ 新加坡学者陈重瑜博士说：“‘华人、华文、华语、华校’等词在东南亚地区长久又普遍的使用，并不是偶然的。这些词只表达实际的存在，而不涉及认同或倾向，因而避免或减少了没有必要的联想或猜忌。” [15]笔者在想，既然“只表达实际的存在，而不涉及认同或倾向”，又为什么另创“华人”、“华文”、“华语”、“华校”呢？尽可沿用“汉人”、“汉语”、“中文”、“中校”啊！看来，“华”字当头决非偶然。 卢绍昌先生在谈到“华语”一词产生的社会背景时说：“‘华语’这个词儿的创制及应用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伴同独立自主运动而来的，它表示与所由来自的国家方面保持一定的距离，站稳自己的脚跟，走自己的路。”[16] 卢先生点明，创制“华语”是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是要“站稳自己的脚跟”，是要“走自己的路”。创制“华族、华裔、华人、华文、华校、华教、华社、华商”是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呢？答案是肯定的。“华乐”等一系列同族词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就笔者所知，新加坡国情特殊，最忌讳外界说它是“第三个中国”。它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走自己的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事实证明，新加坡坚持走自己的路是正确的。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时在深圳说：“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它们的经验，而且要比它们管得更好。”[17]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新马华人习惯用“华乐”，但是他们并不排斥“中乐”、“民乐”和“国乐”，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数“乐”并奏。例如： 现年65岁的夏飞云是中国著名的指挥家，早年毕业自上海音乐学院，有丰富的指挥经验，曾任上海民族乐团、东方广播民族乐团客席指挥及香港中乐团驻团指挥，现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桃李满天下，是一位兼顾治学与表演的资深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夏飞云任新加坡华乐团首席客卿指挥》，2001年2月3日，《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新闻记者在报道夏飞云教授即将出任新加坡华乐团首席客卿指挥的消息时，简要地介绍了夏教授的经历，说他在上海担任过“民族乐团”的指挥，在香港担任过“中乐团”的指挥，这次专程到新加坡，是要担任“华乐团”的指挥；如果他有机会去台湾做同样的工作，担任的将是“国乐团”的指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