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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的类别 根据上述界定，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可以分为以下八类： 1 反映新加坡本土特有事物的词语。例如： 5C、拥车证。 2 与中国的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例如：乐龄、爱之病。 3 与中国的普通话名同实异的词语。例如：财路、大字报。 4 新马港台通用而普通话尚未吸收的词语。例如：垃圾虫、狗仔队。 5 新马港台通用而普通话近年吸收的词语。例如：峰会、负增长。 6 新加坡一直使用而普通话已消亡的词语。例如：邮差、得直。 7 闽粤方言词语。例如：爽、大耳窿。 8 高频的国名、地名、人名或景点、建筑物、法定机构、政党、社团的名称。例如：澳洲、乌节路、莱佛士、圣淘沙、百胜楼、建屋局、行动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自从互联网产生之后，网络媒体应运而生，而且日新月异。全世界华人社区的特有词语或新词新语借助网络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汉字文化圈内传播、流通。这种词语大交流的盛况，是任何一部工具书，甚至论文都无法及时而全面地描写和反映的。例如1997年10 月，上海《咬文嚼字》发表了笔者的一组短文，其中有一篇叫《酷》，结尾说：“周边国家和地区‘酷’风四起，中原大地是否已经发出将刮‘酷’风的天气预报？”不久，中原大地果然刮起一股强烈的“酷”风。 中国的网络事业发展得很快，境外或海外华人社区产生的新词新语经常在第一时间就为网络媒体所吸收并传播开去。200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工商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议，2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非正式高峰会议，“峰会”一词在全中国的媒体上频繁地出现，使用频率之高前所未有。如果说此前仍有人觉得“峰会”一词使用起来不习惯的话，那么，今后它在普通话词汇中的地位就巩固了。其实，有眼光的语文工具书的编者早已将“峰会”收编进词典了。[1] 上述第四类随时可能被普通话吸收而转入第五类。第五类只包括近年才被吸收的词语，例如“峰会”、“负增长”；几年前就被吸收的词语，例如“公关”、“卡拉OK”等不包括在内。四、五两类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某个词语在中国大陆的流行度，而不是以词典是否收录为据。流行度偏低或过低者归入第四类，如“同志”(指同性恋者)、“哈日”；流行度较高者归入第五类，如“双赢”、“作（做）秀”。 三 新加坡社会的一道风景线 新加坡华语语汇中的特有词语构成了一道新加坡社会的风景线。接触新加坡，走进新加坡，认识新加坡，了解新加坡，融入新加坡，都不能无视或忽略这道风景线，或者可以说，这道风景线是个最佳的切入点。中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说：“社会生活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主要在语汇——中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所赖以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交际手段。”陈原先生也提出透过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语汇，去探究社会生活的图景和变化。”[2] 那么，在这道风景线上，人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哪些独特的景象呢？ (一) 社会结构形态独特 新加坡政府是民选的政府，依法换届举行大选，是新加坡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在2001年11月3日举行第10届大选前，新加坡全国划分成23个选区，其中单选区9个，集选区14个，集选区又分成5人集选区9个，6人集选区5个。所有的选区原本划分成九个社区，由社区发展理事会(社理会)领导。同年11月11日，吴作栋总理宣布把九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归并成五个，并委任全职的市长(mayor)来领导。这五个社理会按地区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和中区。基层则设隶属于人民协会(人协)的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民众联络所(有的称民众俱乐部)、公民咨询委员会。 新加坡的国家领袖在总统、总理之下还有内阁资政之设。内阁资政是英文senior minister的意译，原译高级部长，后定名为内阁资政。内阁资政只有一位，就是李光耀先生，新加坡人大多尊称他为李资政。 资政是中国古代的官职，已经成为历史词了。新加坡参照台湾的职级，赋予“资政”新的内涵，古为今用，不失为一种创造。“资政”成为新加坡和台湾两地的通用词语。 因政区划分和官职的设置和命名而产生的一系列特有词语——单选区、集选区、社理会、人协、联络所、公民咨询委员会、市长、资政，使外国人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个国际海港城市国家社会结构形态的独特之处。走进新加坡，当听到或看到“市长”这个词的时候，你可不能把它跟中国的或多数国家的“市长”作相同的理解。新加坡的“市长”大体上相当于中国城市中的“区长”，是个跟中国的普通话名同实异的词语。 （二）各族人民和谐共处 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彼此尊重，和睦共处是新加坡政府坚定不移的国策。新加坡的国家领导人深信，确保由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是使得自己的国家刚强勇猛、干劲十足、无往而不胜的重要条件。因此，对任何有损民族和谐、民族团结的言行，新加坡政府是决不容忍，决不等闲视之的。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很担心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受到冲击，于是指示人民协会发动全国各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选区设立“族群互信圈”（Inter-Racial Confidence Circles）。 “族群互信圈”是政府在民间设立的一个新的机制，旨在鼓励各族人民多交往，增进彼此的感情和信赖。“族群互信圈”由选区里的各族人民、各种宗教与教育或商业组织的领袖组成，通过各种有助于促进相互交往与沟通的方式，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并增强新加坡社会的和谐。 2002年初，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一个“改造新加坡委员会”，下设五个小组委员会，其一便是“族群融洽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探讨如何维持种族和谐与宗教和谐，探讨新加坡人在追求高尚俱乐部的会员证之余，是否应同其他阶层的同胞来往，探讨新加坡人在深受全球各种思潮和宗教活动的影响下，是否还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探讨新加坡如何在保留传统民族文化和建立认同感之间取得平衡。 解读“族群互信圈”和“族群融洽小组委员会”，就不难了解新加坡政府为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是不遗余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