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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的三大变化 进入战国以后，对话体散文获得长足发展。有的诸子文集全部由对话体构成，如《晏子春秋》全书八卷，基本是晏子与齐国君臣的对话。更多的是在诸子文集中，收录有部分对话体散文，如《论语》、《曾子》、《子思子》、《孝经》、《礼记》、《大戴礼记》、《墨子》、《商君书》、《孟子》、《庄子》、《孙膑兵法》、《荀子》、《战国策》等，都程度不同地收录有对话体散文。近年面世的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上博简《民之父母》、《子羔》、《中(仲)弓》、《鲁邦大旱》、《季庚(康)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弟子问》、《颜渊问于孔子》、《史蒥问于夫子》等作品，都是以主客问答作为结构形式。这些作品表明，战国是对话体散文的全盛时代。人们不禁要问：战国诸子都是哲学家或政治思想家，他们应该以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方式来写文章，为什么采用记叙色彩浓厚的对话体形式?对话体散文兼有记叙和说理的因素，在文体性质上，它们究竟是记叙散文，还是说理散文?战国诸子采用对话体形式发表思想的原因，既有《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传统的垂范与影响，也是由战国诸子学术活动现实因素决定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往往是在讲学、游说、论辩过程中发表出来，记录他们讲学、游说、论辩内容的文章自然采用对话体形式。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虽然有记叙因素，但这些文章宗旨是讲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不是记述历史事件或人物事迹，对话问答只是为战国诸子发表学术思想提供一个形式框架，因此，这些带有记叙因素的对话文章仍然是说理散文，这是一种带有先秦特色的中国古代说理文章体裁形式。 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过渡到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孔门七十子后学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孔子是春秋末年著名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孔子言论在当时就已经是鲁国史官重点记载内容，《国语·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羊”、“孔丘谓公父文伯之母知礼”、“孔丘论大骨”、“孔丘论楛矢”、“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这些记载孔子言论的文章就是出于鲁国史官之手。但鲁国史官记录孔子言行毕竟是有限的，大规模地记载孔子言行的是孔门七十子后学。孔子当时办的是私学，七十子后学吃住在孔子家中，与孔子朝夕相处，孔子的思想、学识、人格像巨大的磁场一样吸引着弟子。对弟子来说，孔子本人就是一本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弟子有了学术问题，或者有特殊的理论兴趣，便及时向孔子请教，孔子会随时随地耐心地给予解答。孔子在教学之余，席不暇暖，向各国诸侯卿士大夫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孔子与这些政治权要谈话时，七十子后学必会执笔记录。就这样，七十子后学效法商周史官，采用商周对话体散文形式，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言论，写下大量记载孔子言行的对话体文章。生活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师徒是先秦最早的诸子作家，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后来的战国诸子百家都有开风气作用。七十子后学执笔记载宗师言行，成为战国诸子百家普遍的学规门风，记载宗师言行的对话体散文由此大量涌现。 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相比，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呈现出三大变化： 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对话的记载者也由史官变为各个学派宗师的门人弟子。《尚书》、《国语》中的对话主体是王侯卿士大夫，这意味着思想权、话语权掌握在极少数上层统治集团成员手中。在战国诸子文集中，思想权、话语权基本掌握在诸子百家宗师手里。这些诸子宗师大都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了解社会，思想解放，锐意探索，敢于创新。与诸子百家宗师对话的人物也要比《尚书》、《国语》广泛得多，既有各国诸侯贵族，又有弟子门人，还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话主体的转移意味着思想主体的变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了发言的权利，体现了庶人论政、处士横议的战国时代风气。像《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子路从而后章”中，从事农耕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表思想见解，这在《尚书》、《国语》之中是不可想象的。对话主体变了，作家心态、关注点、话题乃至文风、用语言辞也都随之改变。 二是对话体散文内容由务实变务虚，即由王侯卿士大夫之间讨论具体政治问题变为学者之间或学者与政治界之间的学术探讨。《尚书》、《国语》中的对话体文章，都是记载虞夏商周春秋时期王侯卿士大夫的治国言论，往往是一事一议，都是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展开探讨。战国诸子当然也非常关注现实政治，特别是像纵横家这样的诸子尤其关注现实政治，他们细致入微地研究各国政治军事形势，针对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应对的战略。法家的思想主张也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商君书·更法》就是一篇讨论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对话体文章。即使是孔孟，也与诸侯贵族探讨现实政治问题，如《论语》记载孔子与季康子讨论鲁国盗贼问题，《孟子》载孟子与齐宣王讨论伐燕战略，等等。但这些不是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主导方面，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的主导方面是务虚，是讨论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思想和方略。像孔子师徒讨论仁学，墨子向时人宣讲兼爱非攻，孟子向梁惠王、齐宣王讲述仁政，驺衍宣扬的大九州，惠施公孙龙等人所讲的“白马非马”等等，都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非现实政治。对话体散文讨论学术，这直接带来文章理论含量的提高。 三是在对话体散文中增添了论辩色彩。《尚书》、《国语》中对话体散文以咨询、对答为主，都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像《尚书·西伯戡黎》中祖伊激烈地反驳殷纣王的情形，在商周对话体散文中较为罕见。进入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围绕着如何重建一统天下这一时代主题，各自发表不同的主张。《汉书·艺文志》对此有精辟的概括：“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5]诸子百家学术观点不同，彼此展开学术交锋，于是争鸣激辩不可避免。如《孟子》载孟子与齐宣王辩，与梁惠王辩，与农家学者陈相辩，与告子辩，由此博得“好辩”的名声。有些战国诸子在学术论辩中结为知音，《庄子·徐无鬼》讲述了一个“郢人运斤”的故事：“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6]庄子与惠施是一对旗鼓相当的论辩对手，惠施先于庄子逝世，庄子痛感失去一位论辩搭档，觉得再也找不到惠施这样的好对手讨论学术问题了。由于要在论辩中驳倒对方，因此论辩双方都要想方设法运用各种技巧，设譬取喻、旁征博引、引人入彀乃至强词诡辩，都无所不用其极。这在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对话体散文的表现技巧，将对话体散文艺术推向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