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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石刻的文学意义历来不被研究者重视，叶昌炽说研究文学对于石刻而言等于买椟还珠。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对石刻的文学价值至今关注者不多，研究成果也有限。实际上，石刻在文学研究方面隐含有极大的价值：可补文集之缺、文体之缺、文学史料之缺、作品题材之缺等。对于研究者而言，石刻之文学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发的课题，深入研究石刻文学，会为文学史增加新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从而使我国的文学史呈现出更加完整、真实的发展面目，展现出文学史的多姿多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石刻文献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4XZW001)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石刻/ 文学史/ 补充价值 【作者简介】杜海军，男，河南内黄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刻，广义上说，包括造像石刻与文字石刻，而狭义的石刻则通常指文字石刻，即以石为载体的文字作品。从形制上看，又可分为摩崖，即刊刻于自然山石之上的文字图像，及人工制作的竖立于各种场合、发挥各种用途的各种形体的碑和埋于地下的墓志铭等。我们所说的石刻主要是文字石刻或者文字与造像结合的作品，且不论其形制如何。 对于石刻，研究者历来重视的是其文字学、书法、考古等方面的价值，至于文学价值，研究者则少有涉足，甚至有些学者倡论研究文学不是研究石刻的正道。如叶昌炽说：“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订讹，抱残守阙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若明之弇山尚书辈，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1]在此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研究者忽略了石刻的文学价值。再加上石刻散置各地，不易搜罗辨识以供集中深入研究，所以，文学研究者对石刻的关注至今不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有限。正因如此，石刻对文学史研究补缺的价值意义，较其他门类文献就更加显著，更需要在此特别拈出作论。 世人对石刻在文学文献方面的补缺价值曾有零星的议论。如宋人王十朋云：“盛山十二诗具在石刻，而不见于诸公集中，唱和之盛未有如西山者，旧轴既不知所在，后来跋语亦仅存录本尔。”[2]清人朱彝尊在《词综》中曾云：“计海内名山苔龛石壁，宋元人留题长短句尚多，好事君子，惠我片楮，无异双金也。”[3]唐圭璋亦云：“计天下名山石壁，纪游之作尚多，又岂仅此而已哉?所望词学同好，惠而见贻，则无异双金之赐矣。”[4] 石刻对文学史研究的补缺价值，更多的是在词学之外，可补文集之缺，补文体之缺，补文学史料之缺，补作品的题材之缺。我们且分别讨论如下。 一、补文集之缺 石刻补文集之缺。叶昌炽说：“大抵石刻诗篇，颇有世所不恒见，可以补历朝诗选之缺。”又说：“余所见石刻赋，惟楼异嵩《三十六峰赋》，僧昙潜书(建中靖国元年)，笔意逼肖長公。易祓《真仙岩赋》，在融县。梁安世《乳床赋》，在临桂之龙隐岩。並皆佳妙。此三人皆无集行世，赋选亦不收，赖石刻以传耳。”[5]这里叶昌炽说的就是石刻可补文集之缺，说得非常清楚。总的来说，石刻可补总集，也可补别集。补总集，意思是石刻可补一个时代或多个时代中一些佚名、名不见经传作者的作品，从而丰富作品的存世总量。补别集，说的是石刻可以补足完善名人的流行文集。研究文学史，文集是最基本的文献，不管是别集，还是总集、选集，若无文集，只能做无米之炊，显然是不可以的。 先说补总集之缺。 古人创作，大多数人并非有字字流传之想，或句句流传之条件，这些作者兴致所至，随写随弃，作品都被自己或他人有意无意间遗忘丢弃而根本未曾入集，甚至未曾为集。即使已经入集甚至刊刻的作品，也会因时日久远，保管不善，终归于散佚而不知所终，特别是那些不以文名为务的作者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文字却以早年的入石，因远离喧闹的市井、政治的风暴又得石质的坚硬而存留。一些无文集之作者因借石刻存其文，如先秦石鼓文存诗10首，汉代杨涣、仇靖在汉中褒斜道、甘肃成县留摩崖，明代太监傅伦、梁义、陈彬等，在广西灵山、桂林留摩崖等。此类石刻对总集的补充之功有目共睹。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陆心源之《全唐文补遗》，及当代人编《唐代墓志汇编》所收多属此类。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多从石刻辑来。叶昌炽总结得好：“以碑版考史传，往往抵牾，官职、舆地尤多异同。朱竹垞、钱竹汀皆为专门之学。然不徒证史也，即以文字论一朝总集，莫不取材于此。归安陆存斋观察辑《全唐文补遗》，余见其目亦取诸石刻为多。近时畿辅辽金碑先后出土，余欲辑金文以补张金吾之阙。又欲辑辽文，艺风以为先得我心，请割爱。余曰文章天下之公器也，遂辍业。”[6]石刻补总集之作甚多，拙文《从正谬补阙之功论石刻之文献价值》已经论及，不再赘言。 我们再说石刻对名家文集的补充之功。柯昌泗见石刻可补名家文集，感慨说：“名家之文，见诸石刻，最可宝贵。”[7]实际上，许多重要文人、传统的名家，多有石刻出其集外者。叶昌炽记其欲以石刻补名人集事：“余欲取乡先贤之无集传世者，或有集而散佚者都其文为一编，若陆长源之《景昭法师碑》《会善寺戒坛记》，顾少连之《少林寺厨库记》，孙翌顾方肃所撰墓志，皆先哲遗文之仅存者也。钱竹汀举《云居寺》两诗为《全唐诗》所未收，不知东南摹崖唐人诗刻可采者尚不少。宋元名家如石湖、剑南、遗山诸诗，零玑碎璧，亦可补全集之遗。金石文字有裨考古如此，岂得为玩物丧志哉?”[8]柯昌泗又举贺知章在山西《题抱腹寺诗》及注为例，以为“可为四明狂客又添一故实矣，不独补唐诗之逸也”[9]。柯昌泗还举补杜甫诗《过洞庭》，王安石文《司马沂墓表》《李兴墓碑》为例等等。陈尚君也强调石刻的补文集价值，多举名人为例，说：“其中唐五代重要文士如令狐德棻、上官仪、许敬宗、李义府、郭正一、李俨、杜嗣先、崔融、徐彦伯、卢藏用、李峤、岑羲、郑愔、李乂、韦承庆、崔沔、贾曾、卢僎、崔湜、薛稷、徐安贞、富嘉谟、吴少微、僧湛然、苏颋、贺知章、韦述、毋煛、郑虔、陶翰、姚崇、张九龄、苏预、颜真卿、徐浩、柳识、李华、萧颖士、柳芳、徐浩、吕温、吴武陵、崔群、令狐楚、宋申锡、李德裕、赵璘、南卓、裴度、郑畋、杨凝式、和凝等，都补充了新的文章。”[10] 石刻补名人文集例甚多，仅就拙见再举数例。如《宝刻丛编》卷十四据《访碑录》录唐代吴筠大历五年撰《天柱山天柱宫记》，《宝刻丛编》卷三载崔颢撰、王幼成书开元十五年立的《龙兴寺诵》，《宝刻丛编》卷八载武元衡兴元元年撰立《唐咸宜公主碑》。《金石录》载卢照邻的《唐黎尊师碑》(卷二十四)、刘禹锡的《唐殿中丞侍御史韦翃墓志》(目录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载郑虔撰《大唐故江州都昌县令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11]柳宗元的《张曾墓志》(见《古志石华》)，贾岛的《唐新修紫极宫记》，皮日休的《唐社稷坛记》，宋人王安石撰司马光从父《司马沂墓表》(《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三)，汪藻撰《汪澥神道碑》(胡韫玉辑录《泾县石刻纪略》，原刊于《国粹学报》第75期，1911年刊)，杜敬叔象鼻山刊刻的《陆游诗札》，金华市太平天国侍王府藏陆游撰《重修智者寺广福禅寺记》，及陆游给方丈仲玘写的8封书札(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等，都见名人得石刻补其文集所遗。 最可见石刻补文集之功的是前人文集或靠辑佚石刻而编成者。如颜真卿的《颜鲁公文集》之成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称《颜鲁公文集》，《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吴兴集》十卷，《庐州集》十卷，《临川集》十卷，至北宋时都已经亡佚。遂有沈侯、宋敏求两家各辑佚成十五卷本。沈、宋两辑本行世不久也漫漶，南宋嘉定年间留元刚守永嘉，在宋敏求残本十二卷基础上重新补遗。四库馆臣又以“即元刚所编亦不免阙略”，继以石刻文补全，云“今考其遗文之见于石刻者，往往为元刚所未收。谨详加搜辑，得《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一首、《尉迟迥庙碑钩一首》、《太尉宋文贞公神道碑侧记》一首、《赠秘书少监颜君庙碑碑侧记》、《碑额阴记》各一首，《竹山连句诗》一首、《奉使蔡州诗》一首，皆有碑帖现存，又《政和公主碑》残文，《颜元孙墓志》残文二篇，见江氏《笔录》”[12]。其实，四库馆臣所本之留元刚本《颜鲁公文集》的祖本宋次道本，也同样多采石刻入集。如《湖州石柱文》，朱彝尊说：“《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欧阳永叔谓笔画奇伟，非颜鲁公不能书。于是宋次道集鲁公文刻于金石者编为十五卷，则石柱记存焉。”[13]清人黄本骥更作《颜鲁公文集补遗》，也基本是从石刻著述如《寰宇访碑录》《古今碑录》《宝刻丛编》《集古录》《金石录》《金石萃编》《石墨镌华》等所载石刻作补，且补作甚丰。从宋次道本到留元刚本，再到黄本骥本；从这一系列版本看来，若无石刻存，也就无《颜鲁公文集》存世了。 就现今文献整理成果而言，许多学者整理古籍，石刻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辑佚文库，如《全宋文》之成，就从石刻中辑出许多的佚诗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