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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文体之缺 文体在文学史研究中始终受到关注，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与着眼点。文章选集如挚虞《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姚玄的《唐文粹》、吕祖谦的《皇朝文鉴》、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文学理论著作如《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莫不从文体入手。而今的各类各家文学史编撰，论诗论词、论曲论戏、论文论小说，也莫不以文体阐释为策略。虽然如此，通过整理石刻，笔者发现，在文体研究方面，石刻中有多种文体尚未被议及，可以补充不少文体以供研究。 从宏观而言，石刻本身即是一种独立文体，与传统的纸质载体所存之文比较，特点明显[14]。石刻文体有很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构成要素，从传递作者完整意思的角度考虑，石刻在文本之外，文体构成成分还有石头坚硬的本质属性、石刻的形态体制，石刻与空间、时间紧密联系，石刻存在的原始地理环境、石刻的刊刻时间等等，都是石刻文体的要素，也具有很强的写实性。石刻的书写形式、书法艺术、雕刻艺术等也是石刻的文体要素。从行文形式看，石刻是以刀代笔，镌刻于石上的一种文体，其作者署名必冠职务、籍贯，行文必署创作岁月时日、必署书丹人姓名。石刻是一种综合性、直观性、文物性兼具的文体[15]。 石刻文体中同时包含许多具体的文体，这也是传统论文者所未曾议及者。在文体学史上，有多种文体原本就是因石而生，如墓志、墓碑、榜书、题记(题名)、造像记等，文体形式与内容都受到石材的限制。墓志、墓碑历来是文体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但榜书、题记、造像记等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与大量的存世作品，尚未引起文体研究者的关注。 榜书在我国应用广泛，是一种为大众喜爱而流传不衰的文学现象。榜书具有十分明显的文体特征。它以诗性语言、书法语言，境文的虚实相生，表达了作者对时事遭际、历史文化、草木山川、人文建筑的感受与评价，成为一种抒写情志的重要形式。这些榜书别集不载，总集不录，文论著述也很少议及[16]。 题记又称题名，是摩崖于山体，或者镌刻于人制各类石形物件之上的、以记录人物信息(人名字号、出生地、官爵、游历地、游历原因，随行家庭成员、朋友等)为主体的文字，是石刻中一种特有的体裁，在我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大量的存在，具有文学的可鉴赏性，能为阅读者带来知识与愉悦。题名还是文人的档案，对于文学家的生平事迹研究有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17]。 造像记作为文体，更有特定的内容。造像记多数作品与宗教有关，如佛教造像记、道教造像记、伊斯兰教造像记等，还有神话造像记(汉代武氏祠画像石)、先人造像记(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等。这些造像记，多为祈福保平安而作。从形制看，有的篇幅简短，仅述造像人的姓名及造像年月时日，或造像原因及目的。也有长篇大论颇具规模的文章。如陕西耀县药王山有北魏太和二十年(496)九月刻的《姚伯多造像记》。但是，无论简短还是长篇，造像记都有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像与文为一体，有文必有像，像文相应，这是古代其他文体所没有的。另外，造像记的行文也有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近乎固定的格式，叶昌炽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指出：“造象墓志，陈陈相因之辞。若四恩三有，同登觉岸。千秋万岁，永閟泉台。不啻有相传衣钵。隋舍利塔铭，岐山大荔诸刻，其文几不易一字，或有敕定颁行之体式，未可讥为蹈袭。”[18]叶昌炽将造像记的写作格式推定为“敕定颁行之体式”的说法虽然不确切，但说到造像记文字有固定的格式，无疑是对的。关于造像记的文体特性，张鹏《北朝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有过专门研究，从语音、语义、句法等方面给予界定，肯定地说：“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其明显的文体特征。”[19]笔者甚是认同张鹏的观点，不仅北朝造像记是独立文体，各个历史阶段的造像记皆如此。 以上所说，是石刻作为独特的一种文体，以及石刻中的各类独有文体对文体研究之缺的补充之功。 石刻还可补充传统文体的文献之缺，比如奏议文书的行文样式，汉代石刻可称作化石标本。这一点，欧阳修、赵明诚著录汉碑时都注意到。如《集古录跋尾》录《后汉修西岳庙复民赋碑》载樊毅上尚书奏议石刻原文：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农太守臣毅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毅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按文书，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华山，省视庙舍及斋衣祭器，率皆久远有垢。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肃，辄遣行事荀班与华阴令先谠以渐缮治成就之。又曰谠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用谷稿三千余斛。或有请雨斋祷，役费兼倍，小民不堪，有饥寒之窘，违宗神之敬。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臣辄听，尽力奉宣诏书，思惟惠利，增异复上。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20] 欧阳修跋尾接着评说道：“汉家制度今不复见，惟余家集录汉碑颇多，故于磨灭之余，时见一二，而此碑粗完，故录其首尾以传。”[21]又有《汉孔子庙置卒史碑》《鲁相晨孔子庙碑》等文式相同或相近作品。这类文式，往往是开篇先叙时日，再说“臣……顿首死罪上……。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结语是“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赵明诚称《汉孔子庙置卒史碑》之类可见汉时奏记格式，云：“其词彬彬可喜，故备录之，且以见汉时郡国奏记公府，其体如此也。”[22]《容斋续笔》论《汉代文书式》，高度称赞石刻对文体形式的保存之功，说：“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23]洪适也说：“石刻可以见汉代文书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庙碑，樊毅复华租碑，太常耽无极山碑，与此而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24] 石刻补白话文文体之缺。在我国历代文集中，凡诗文多为文人作品，行文以文言，而石刻中却多有白话文存在。如曲阜有朱元璋与由元入明的孔子55代孙、赐封衍圣公名孔克坚的对话石刻，是典型的一段白话文对话：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臣孔克坚，谨身殿内对百官面奉圣旨：“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对曰：“臣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二十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去。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上喜曰：“道与他，少吃酒，多读书者。”前衍圣公国子祭酒臣克坚记。 此段文不杂一句文言，且是完全的口语，如“你多少年纪”、“如何中”、“好人啊不好”等。该对话又见载于《水东日记》卷十九。白话文在石刻中还有辽代的《大王记结亲事》碑等，元代白话石刻最多，蔡彪美《元代白话碑集录》即收录100多种。 石刻也可补小说早期发展时期的文体文献之缺，改变传统小说文体研究的发生观。比如对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未尝见有举汉代郭芝立《仙人唐公房碑》为例者，其实已颇具小说规模，云： 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土域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君独进美瓜，又从而敬礼之。真人者遂与□期壻谷口山上。乃与君神药曰：“服药以后，当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是时，府在西成，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白之府君，徙为御吏。鼠啮车被具，君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视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宾燕欲从学道，公房顷无所进。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昉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厄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挛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25] 这段显然虚构的文字，有人物、有故事，有对话，甚至人物有性格。如公房妻子对家庭财物的难以割舍，就是典型的女人恋家惜物的性格，俨然是一完整的短篇小说，叙述了公房成仙的过程与结果，足可见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文体在汉代发展已近完善，可证鲁迅主张“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的观点是有商榷空间的。[26] 石刻对文体研究的贡献，还在于石刻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关于石刻文章语言特点方面的著述，有徐志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张鹏也在《北朝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中论北朝墓志的用典特点，并以之分辨石刻文体与常见文体相较的不同特点[27]。臧克和为徐志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作序《凝固的形式动态地考察》，更揭示石刻文字的固定格式，以及对传统文式的影响[28]，此处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石刻为文体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丰富了新的内容，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思路与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