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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富了文学题材 石刻之作，从地理范围说，涵盖区域至广，有自都城者，有自乡野者，东南西北，从中原到边疆无处不有石刻。石刻涵盖作者阶层广，有位极人臣甚至皇帝者，有穷苦潦倒挣扎在社会底层者，士农工商三十六行皆有作品。也因此，石刻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使我们看到不少新颖的社会题材。如汉代新疆的裴岑记功碑、汉代浙江的三老忌日文、北魏的耀县《姚伯多造像记》、宋代梁安世在桂林的《乳床赋》，道光年间的无名氏《宜州壮字墓门文》等[32]，都是文学史上未曾见过之题材。尤其让人感到新奇的是帝王家之题材。 在我国，凡为帝王者，其家事身世，多经当时附上之人或后世好事之徒有意夸张，渲染虚构。凡帝王其出生也必生异象，龙凤呈祥，其行事也如雷霆万钧，因此自命曰天子，不光彩之事或有损皇家威严之事，多不见记载。如汉高祖斩蛇起义而不及其无赖如《高祖还乡》描写之类。至明代朱元璋为先人御撰《皇陵碑》[33]，至今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一反前人所作。朱元璋反感儒臣粉饰之文，说“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于是亲自撰文，详述朱氏一生艰辛，描写了朱元璋在践祚之前，从作为一个极普通的贫民的艰苦身世经历，以至于父母死无葬身之地、殡无棺椁殓衣，又恰“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兄长去世，寡嫂携子弃家而去。朱元璋迫于生计为僧，又处世乱，身如飘蓬，无所依归，随人揭竿，被俘放归。及再次举义，征战四方，取蒙元而立朱明江山，家人逐渐归附的过程。全文一千余言，文字感情真挚充沛，没有文体形式约束，通俗易懂。写苦难令人唏嘘，述征战也见其驰骋豪举。与传统的帝王之兴必是生有异兆，龙凤呈祥大不相同。人称这是“第一篇皇帝自传”[34]。 又如桂林靖江王陵有味玄道人靖江恭惠王朱邦苧悼念其结发妻子悼妃滕氏的长篇碑刻《明故悼妃滕氏石刻》，反映了一代靖江王在家庭生活中为妾刘氏挟持的尴尬地位。朱邦苧原配妃滕氏，妾郑氏二人。滕氏乃桂林清湘(今全州)人，从小读《孝经》《论语》，受到良好的教育，15岁归朱邦苧为妃，知书达理，勤敬节俭。因其无子嗣，遂亲自主持侍女郑氏侍奉朱邦苧为妾。妾刘氏本指挥刘经之之女，因滕氏无后，朱邦苧为母亲强迫纳妾，以权谋入选。朱邦苧又因母命难违，娶妾刘氏。刘氏骄悍少礼，却为生承嗣男，便有恃无恐，蔑视尊长，致使朱邦苧母妃患病，忤逆丈夫靖江王，欺负正室滕氏。滕妃为刘氏欺负，“含气无言”而逝，年仅25岁。刘氏不遵礼教，视王室法度为儿戏，“凌蔑奸巧，不能尽述”，但因其有“主器之子”，遂使朱邦苧难以奈何，“予讣奏于朝，但云中气而薨，未敢直陈幽愤，恐上干宪典而下拂慈命也……乃屈法以全恩，姑为是不得已之计”。《明故悼妃滕氏石刻》全文以“妃”称滕氏，以“悍妾”称刘氏，颂扬滕氏尊老爱幼，委曲求全；控诉刘氏张扬跋扈，肆无忌惮；充分流露了朱邦苧自己对刘氏的憎恶与无可奈何。文章爱憎分明，声泪俱下，是一篇难得的情真意切的明朝王爷的哀祭文章。文中王爷的尊贵一扫而光，透漏出虽贵为王爷但生活的不幸福一面，是靖江王们或者说是当时所有王爷们爱情、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是在其他文献中从未得见之文，令人耳目一新，为世人全面了解帝王的生活提供了真实可信的记录，足可弥补文学中帝王题材的不足。 再如唐朝期间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苏吉碑》等，为读者提供了突厥、回纥的兴衰过程及其与唐朝等其他民族部落的交往故事。其中尤以唐玄宗御制《阙特勤碑》为代表。 《阙特勤碑》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镌有汉文和古代突厥文两种文字。碑为大理石质地，是唐朝政府应突厥的邀请雕琢碑文纪念第二突厥汗国重臣阙特勤(685-731年)而立[35]。该碑1889年发现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支流Kokshin—Orhon河谷的和硕柴达木地方，碑高335厘米，东西宽132厘米，南北宽46厘米。现仍矗立在原地。汉文为李隆基御笔书写，古代突厥文部分由药利特勤(yolligh tigin)书写。 突厥文部分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题材。阙特勤为颉跌利施可汗(即骨咄禄)之次子，716年曾推翻默啜可汗之子匐俱的统治，推举其兄毗伽可汗为可汗[36]。石刻以毗伽可汗的口吻叙述了突厥的远祖兴起，说：“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叙述突厥与唐朝的关系说：“由于其诸官和人民的不忠，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仇，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朝的诸官采用唐朝称号，臣属于唐朝皇帝，(并为他们)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离可汗那里，在西方，一直打到铁门(关)，把其国家和法制交给了唐朝皇帝。”叙述突厥的开疆拓土说：“他出征了四十七次，参加了二十次战斗。由于上天保佑，使有国家的失去国家，使有可汗的失去可汗，征服了敌人，使有膝的屈膝，使有头的顿首(投降)。……一共出征了二十五次，参加了十三次战斗，使有国家的失去国家，使有可汗的失去可汗，使有膝的屈膝，使有头的顿首投降。突骑施可汗是我们突厥族，我们的(人民)。”石刻还花费大量文字，叙述了阙特勤英勇杀敌的故事，直至阙特勤47岁去世，此等记录皆不见于他本记载。 在碑刻的外形雕琢方面，《阙特勤碑》碑首东面上方刻有一山羊线图，顶部为一给婴儿喂奶的母狼图。这也体现了草原文化的特色，与中原地区的碑刻首部刻龙雕螭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而石碑的碑座为石龟，显示了唐朝与突厥之间存在有一定的文化联系。所有这些都表明，《阙特勤碑》为读者提供了鲜见的文献[37]。 上文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石刻对文学研究的补阙贡献。对于文学研究而言，石刻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深入研究石刻文学，一定会为研究文学史增加新的方法和新的研究内容，使得我国的文学史呈现出更加完全、真实的发展面目，展现出文学史的多姿多彩。 (石刻文献与文学研究之十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