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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先秦对话体散文从《尚书·商书》发轫，在《国语》中大体定型，形成了主客问答这一稳定的结构形式。对话体散文在战国诸子手中有三大进展：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二是对话体散文内容由务实变务虚，三是在对话体散文中增添了论辩色彩。战国后期南楚作家宋玉等人创造性地将此前据实记载的对话体散文改变为虚构的主客问答，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文体速成的奇观。 【关键词】对话体散文/ 《尚书》/ 《国语》/ 战国诸子/ 宋玉/ 【作者简介】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420 先秦对话体散文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是中国最早的文体之一；其次，它以记叙的形式说理，体现了中国早期说理散文的文体特色；第三，从先秦对话体散文中孕育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有必要清理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完整地勾勒先秦对话体散文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 一、《尚书》：先秦对话体散文之源 先秦对话体散文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尚书》。传世今文《尚书》28篇，分为虞、夏、商、周四个部分。虞、夏王朝至今尚无考古文献依据，属于历史传说时代，具有考古文献依据的中国最早王朝是商朝。因此，研究《尚书》不能按照虞、夏、商、周的顺序，而应该先从《尚书·商书》讲起，然后再讲《周书》，至于《虞书》和《夏书》，可能是周朝史官根据上古传说材料，按照《尚书·商书》文体样式进行追记的。 《尚书·商书》之中已有对话体散文萌芽。《西伯戡黎》记载殷商末年大臣祖伊劝谏殷纣王的言论，祖伊在向纣王汇报殷朝失去天意民心之后，向纣王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大命不挚(至)，今王其如台(何)?”殷纣王的回答是：“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1]祖伊对纣王面临灭顶之灾尚迷信天命保佑的幻想予以严厉反驳。史官截取殷商末年王朝政治生活的一个片断画面，作为王朝文诰加以发布，以此展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殷纣王内心想法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清醒人士的认识。虽然殷纣王、祖伊君臣之间只有寥寥几句对话，但两者对殷末政治局势的判断及其应对态度已跃然纸上。《微子》是《商书》中另一篇对话体散文，篇中记载微子向父师、少师陈述殷商末年政治乱象，并向父师、少师咨询在殷商王朝大厦将倾的情况之下自身去留策略。父师分析了“商其沦丧”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劝告微子毅然出逃。篇中一问一答，对话特色明显。《周书》中《洪范》是一篇典型的对话体散文。文章开头记载周武王向箕子咨询“彝伦攸叙”——治理天下的常规大法。箕子详细地阐述了“洪范九畴”即治国九条大法。文章由问答构篇，重点落在箕子答语之上。从文体形式来看，这是《尚书》中最为规范的对话体散文。《召诰》开头有“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2]的记载，古今学者都据此将《召诰》视为召公所诰。于省吾在《双剑誃尚书新证》中，根据金文重文通例，将此句读为“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周公)曰”，这样《召诰》主体文字就变成周公所作诰辞。篇末一段为召公所答。经过于省吾重新解释，《召诰》就成为周公、召公两位周初重臣的对话文字。《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与还政成王而展开的对话，开头是周公劝说年轻的成王到洛邑主持祭典和政务，成王盛赞周公功德，恳请周公继续留在洛邑主政，周公表示接受王命，同意留洛治事。篇中成王与周公展开几轮对话，时间与地点都有所变换。《虞书》和《夏书》部分篇章中也有对话的成分。如《尧典》记载帝尧就帝位继承人问题与四岳的对话，以及帝舜就百官任命问题与四岳、夔等人展开的对话。不过《尧典》以记述尧舜政治举措为主，君臣对话文字只是其中较少部分。《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与《商书》、《周书》对话体散文据实记载不同，《尧典》和《皋陶谟》中人物对话并非史官实录，而是根据历史传说写成，具有某些虚构的成分，这对后来《国语》中根据推测、想象写成的对话散文应该有一定启示。 《尚书》记载人物对话的文章虽然只有上述六篇，但它们文体意义重大，中国对话体说理散文就是由此发端。这种对话体散文的创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一政治问题展开对话，史官将其载之简帛。王侯卿士大夫出思想，史官出人力。但是切不可认为史官仅仅是像录音机一样被动地履行记载职能，实际上，记什么，不记什么，史官完全有选择、剪裁、取舍的权利，可以说对话体散文是王侯卿士大夫与史官共同的精神劳动产品。商周史官将君臣对话的原始记录作为文诰昭示天下，这是因为当时没有诏令之类的文体，史官运用截取王朝政治生活片断的方法，可以原生态地展示王侯卿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从而对天下政治文化起到导向作用。商周史官没有想到，他们这种“截取式”的文诰，开启了中国说理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对话体。《尚书》因其佶屈聱牙、语言艰深，学术界对它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其实从文体角度来看，如果不联系《尚书》，中国后世许多文学现象就无法解释。例如，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晏婴、孔子、墨子、孟子、商鞅、庄子、荀子等思想政治家为什么要采用对话体形式来记载自己的思想主张?对话体散文中有记叙因素，为什么中国早期说理散文不能将论述与记叙分离?对此如果不发掘它的源头，不联系《尚书》对话体文诰，是讲不清楚的。《西伯戡黎》、《微子》、《洪范》等篇章大约作于公元前11世纪，这较之于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用对话体形式讨论哲学，要早五六个世纪。当然应该看到，《尚书》对话体散文并不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有的对话体文章是每人各说一段，如《皋陶谟》中皋陶、禹、舜、夔几个人各说各话，看不出孰为宾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主客问答格局；有的文章并不是纯粹的对话体散文，如《尧典》对话内容不足全文的一半，还有一大半内容是作者概括叙述；有的文章应对色彩不明显，如《召诰》主体部分是周公所作诰辞，仅最后一节文字是召公作礼节性的对答；有的文章问题意识不明朗，如《微子》中微子与父师对时局的剖析大体相近。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话体散文在萌芽成长期无法避免的局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