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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献典籍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载体，《诗》为“五经”之首，而《楚辞》为“集部”之首。这种古籍归类和传承的特殊性，使《诗经》《楚辞》与后世文学形成很强很密的文本上的“互文性”。由此，笔者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这就是形成于先秦时期的“诗骚传统”。在它形成后，就成为影响历代作家创作和人格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以及批评家衡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品位的基本标准。 【关键词】诗骚传统/ 形成/ 内涵/ 影响/ 【作者简介】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有人说，西方文学的根脉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而其文学传统是由其开创的“叙事传统”；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代代承传，其中有没有一个核心的“精神传统”?如果有，这个传统是什么?形成于何时?如何形成?其内涵是什么?这是文学史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很可惜，研究者们多关注于一朝一代作家和作品，而忽略了对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本文想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今天，消费主义浪潮正深刻地改变着“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学的“传统”面临被颠覆和解构的困境。①因此，着力揭示“诗骚传统”的价值内涵，寻找其与当代文学与文化需求的契合点，也不失为弘扬这一优秀传统的一种策略。 一 “诗骚传统”的形成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②，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经》收录商代③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结集于春秋中叶。《楚辞》虽结集于屈原既死之后，然而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些作品在屈原在世时即已在楚地广为流传。在屈原身后，更成为敬仰屈原的作家心慕手追的经典。这两部诗集，在先秦时期即因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典范作用而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由重儒的政治思想导致的文官制度和相应的人才选拔制度，使《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均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对《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虽然并称，但二者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却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大雅》之诗，或为祭祖之颂歌，或为畿田礼之乐歌，或为《武》乐之歌辞，或为冠礼之祝辞，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为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周颂》和大、小《雅》仪式乐歌事关礼乐制度，后一类讽谏和颂美之诗则体现了理智的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呈现。《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其中《九歌》《招魂》《天问》带有浓厚的楚地巫教文化气息，神秘而浪漫。《离骚》《九章》等作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使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典范和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是《诗》《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晚近学者据《诗》文本内部和其它先秦典籍所载的外部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其中专为开国典礼、籍田礼、成王冠礼等重要仪式而创作的《周颂》31首，以及大、小《雅》中与祭祖等仪式关系密切的组诗结集最早，大约在西周中期穆王时代之前即已出现④；为讽刺时政而作的二《雅》中的讽刺诗大约结集于西周末东周初年，而大部分的《风》诗则在春秋早期的近百年间进入《诗》的文本系统。⑤以上三类诗歌进入《诗》文本，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颂》的编辑体现了周初社会对礼乐实践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的《诗》文本类似于礼典，在行礼时以之为据，照章办事。二《雅》编辑则体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人的较为复杂的政治思想，燕饮诗的编辑体现了周人旨在收拾人心的“和同”的政治思想。政治讽刺诗进入《诗》文本，则是由于周人讽刺时政、匡正其弊端的实用政治理念与文学思想。风诗的依次进入《诗》文本，则体现了春秋时期王室与诸侯及诸侯与诸侯之间新型的政治关系，以及观风俗、知得失的诗学观念。《诗》的文本化和经典化总是与特定的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是以事件(event)的面目出现的⑥，其经典化的路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生成规律。由此来看，《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诗》文本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兴、观、群、怨，以《诗》观志，以《诗》观礼造士，《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等作所创造的“发愤抒情”的人生悲剧的消解方式。产生于战国末期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骚，是在继承楚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诗》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离骚》在体式上的富于变化使之容量大大增加，表现技巧异常丰富，遂使之超越了《诗》而受后世文人的重视。李泽厚说：“《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不可比拟的典范。”⑦王逸《楚辞章句》将屈原的所有作品称之为《离骚》，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单列“骚”体，收屈子《离骚》《九歌》等作，都表明《离骚》一篇足以代表楚辞的重要地位。 同时，屈原的出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战国以前，虽然已有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但由于文学自身还处在与其它意识形态门类混而未分的阶段，带有浓重的群体性特征，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以诗歌创作和文学实践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也很少有集中体现作家诗人人格和生命体验的作品⑧。屈原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他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 在春秋时代和屈原生活的时代，叔孙豹、子产、老子、庄子和孔子、荀子等思想家已经深入地思考过上述问题，并在他们的谈话记录和著作中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其中鲁君子叔孙豹的“三不朽”思想，孔子以礼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道家尤其是庄子努力开拓所谓“逍遥”的自由精神境界，注重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生活可能性的终极关怀的方式，都对屈原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⑨。楚文化注重个性、富于浪漫情调的特点使之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体生存状态的展现和精神世界的苦闷与心灵感悟的抒写方面。屈原的贡献在于，他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实践了先贤时哲追求可能生活的精神指向。因此《离骚》造就了关注个体命运的独特方式——以“发愤抒情”升华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悲剧⑩。朱光潜先生指出：“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11)《文心雕龙·辨骚》篇认为屈原“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认为楚辞具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这些都是“同于风雅者也”。在他的心目之中，骚体不仅就是战国时代的风雅，而且还进一步为风雅注入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因此，在屈原之后，《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