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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诗骚传统”的当下意义 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因全球化和技术文明的双重重压而举步维艰之时，一些有识之学者倡导通过重新审视和发现经典的价值以重新树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28)一部分作家也在尝试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通过创作完成中国文学民族性与审美性的复归。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下，历史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杜维明赞同梁启超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定为四个方面：首先，要以尊崇和保护中国文明为真诚目的；其次，采取西方方法研究中国文明并找出真正的特点；第三，重整中国文明并用其他文明加以补充，如此将其转化并变成一种新文明；最后，将此新文明伸展到外部世界，如此可有益于全人类。(29)胡适也主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功)夫”，一是“研究问题”，二是“输入学理”。具体到文学研究，“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30)著名学者陈世骧兼通中、西文学，他立足中西比较，对《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归纳，可以说是梁启超、胡适研究思路的一个具体实践。陈氏指出： 歌——或曰：言辞乐章(word-music)所具备的形式结构，以及在内容或意向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自抒胸臆(self-expression)，是定义抒情诗的两大基本要素。《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把这两项要素结合起来，只是两要素之主从位置或有差异。自此，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航道确定下来了，尽管往后这个传统不断发展与扩张。可以这样说，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注定要以抒情为主导。抒情精神(lyricism)成就了中国文学的荣耀，也造成了它的局限。(31) 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而其原生的、足为范式的作品就是《诗经》和《楚辞》。这是他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是在伟大的传统之间寻找差异和相同或者互通的地方”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所得的结论。本文揭示“诗骚传统”，也正是承其用意。 本文所说的“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实践的品格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之疾患的良药，也可以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我们反对复古，但呼吁民族文学对古典精神的回归。 认识诗骚传统的当代性，即是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而欲权衡其价值，首先要厘清诗骚传统的内在价值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创作和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之间的契合度。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文化旅行和交往日益增多，文化的多元性和混杂性越来越显著。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广义的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因为其重现和表征着“我(们)”的形象，因而成为认同的重要手段和场域。(32)诗骚传统所表征的三重内涵，以及忠、信、仁、义、孝、和、智、勇等伦理规范和进退去取的人生实践策略在当代社会中恰恰可以担当起民族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责任。 多年以前，雅斯贝斯既已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已经被用作手段。其结果便是精神的沉沦。他说：“如此，它便变得非常灵活，成了诡辩的单纯工具，可以服务于任何主人。它为任何一种事态寻找理由，只要这事态是现存的或为既有的权力机构所希望的。不过，精神始终明白，只要它是按照这类方式起作用的，它的作用就不会得到认真的看待。当它用虚构的信念来求得情感效果的时候，就表明了它的这一隐秘的自身认识。”(33)而人的真正的意志却因此而被摧毁。“如果生活继续被看作为群众提供普遍的生活必需品秩序或系统，那么，精神在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中所具有的这种虚伪，就会因其对于人的可能性的歪曲而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34)雅斯贝斯所描述的这种西方社会精神的普遍状态，也适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混合文化与缺乏精神指引的文学所表征的精神危机。 前文已经指出，“诗骚传统”既启迪了先秦诸子，又是对传统儒、道哲学中价值系统的有效提炼与综合，同时还是通过《诗》与《离骚》在历代的传播对其进行由哲学向日常生活层面的落实。这使其影响的范围和效力大大拓展。关于这一点，陈世骧立足《诗经》《楚辞》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研究，以及用由此概括出的“诗骚传统”在源头、形式和功用三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评论，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他认为，汉唐以后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和作家都“有不断传下去的历史感”；大多数作品具有启迪思想、教育民众的实际作用。这都是因为文学创作继承了由《诗经》《楚辞》所树立的“抒情传统”的结果。(35)此外，夏晓虹《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一书，则更是拉长时间，对诗骚传统在历代文学革新中的启示意义所进行的深入剖析(36)，其观点富有启示意义。循其思路以探索诗骚传统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创作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弘扬《诗》《骚》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文学与文化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内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特别是两周时期盛行的“诗教”思想，更是突出了《诗》的教化功能。体现出政治的艺术化倾向。梁启超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以为良好的政治，须建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之本质，要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不断的保育，方能向上。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37)《诗》多载圣贤的前言往行，多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为儒家伦常规范所自出，故儒家以《诗》为教。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38)，也是人文精神中最为可贵之处。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解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知勇、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并主张和谐的人生哲学，亲近自然，对世俗生活的超然态度，对人的异化的自觉抗拒等。 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历代文人解读《诗》的活动，就是在人生观上对儒家思想的立足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认同与选择。安贫乐道，不苟活，不轻死。(39)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被儒家作为经典，正是因为其中渗透着古典精神。用孔子自己的话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可以经夫妇，成人伦，美孝道，厚风俗，成教化。他还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体现出“思无邪”的特点。孔子在教学中善于借助于对《诗》的阐释而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如《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所引的两句诗出自《卫风·淇奥》篇，原意是形容一个人刻苦修德犹如玉工雕刻象牙和美玉一样切磋琢磨，精益求精。在这里，孔子师生二人谈话赋予了这个诗句以新的意义：即在进德修业中应当精益求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说《诗》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同时，加上儒家对它的再阐释，就使得《诗》成为古典时代儒家思想的载体。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其中的一些思想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和心理积淀的一部分。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在哲学层面上更多地带有综合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某些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屈原在作品中所展示的诗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在心灵悲剧的消解方式上，屈原创造了一种高不可及的范式。正因为这一范式的高不可及与不可模仿性，所以历代文人每每可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发现“歧意”，并借以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实存。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而受其影响的作家，便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哈威·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曾经这样定位历史研究的功能：“历史还有一件应该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40)这一思路应当也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立足当下的文学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可以开始对古典精神的回归之旅。我们可能虽然领悟但却永远无法达到它所代表的这个高不可及的典范，但有理由相信，在回归之旅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回我们民族文学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