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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诗骚传统”的意义构成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传统的意义，也具有尚古的传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笃信古代文化，因此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而作《春秋》，编辑整理古代典籍。汉代倡导“奉天法古”(12)，儒家经典成为为政为文之准则。刘向父子于汉成帝时率领群儒典校汉朝中秘藏书，对先秦至西汉的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区分天下学术，诠论各派得失，开启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宝贵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鼎盛，整理前代典籍，编纂文学总集、选集，仍蔚然成风。刘勰著《文心雕龙》力主为文宜“宗经”，强调经典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这种信而好古、取法前人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深厚的心理积淀深刻地影响到历代文人的创作，使其写作活动本身成为一种在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具有互文性的特征。与此相应，从秦汉时代开始，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信而好古的传统也在文学创作方面形成了以引证取资、阐释创新为特点的重视经典的创作心理。 《诗》《骚》在其被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殊的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意义构成层面。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它成为一种文化与文学传统，在意义构成上至少有下述几个层面： 第一，文学层面。《诗》《骚》历来被奉为古代抒情文学的两大源头，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体式风格与诗学批评等多个方面对后世诗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历代诗赋：“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钟嵘《诗品》言：“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并将五言诗之源溯至国风、小雅、楚辞，尤以风、骚为主。《世说新语》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亦言：“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13)强调汉世以来诸家在文学体式与创作技法方面对《诗》《骚》的追慕与取法。而檀道鸾批评正始以来诗歌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14)也是以“《诗》《骚》之体”作为评价的标准。再如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批评当时“京师文体，懦钝异常”的弊端，并分析其成因是“既殊比兴，正背风骚”，强调时文与“风骚”相背。(15)此处所言“风骚”略同于“《诗》《骚》”，均指诗歌关注现实，长于比兴，有所寄托的传统。裴子野的《雕虫论》亦云：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性情。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16) 可见在诗歌创作内容上、形式上均出现新变的南朝时期，虽然游仙诗、玄言诗、永明体等成为一时好尚，但仍有一些作家能自觉地把“《诗》《骚》之体”作为纠正文学创作中远离现实或一味追求华丽语言形式之风气的批评利器。 隋代至唐初，虽因反对六朝骈俪华美之文风而有扬《诗》抑《骚》的倾向，但从中唐以后，仍是《诗》《骚》并重。李白在创作中化用骚体，杜甫曾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柳宗元也有拟骚之作。取法《诗》《骚》，几乎是诗人们的共识。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编选《唐诗鼓吹》十卷，又有《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论唐宋诗人，阐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他大概的主张，是要有风骨有宏敞之气，多任自然，下笔大方，要除儿女之情，要多有悲壮风云之意”(17)。其主旨仍在远绍《诗》《骚》。从另一层面观察，虽然元代诗赋创作式微，但诗人创作，仍以远师《诗》《骚》为法。明人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载元代诗人卢挚论作诗曰： 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夫诗发乎情，止乎礼义。(18) 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元代诗人和诗论家的一种基本的共识。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评价元代四大家杂剧和散曲创作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自然”是说其语言及音韵形式，学者们认为杂剧语言多用“比兴”，散曲的语言及技法则继承了“赋”，多用白描；(19)周德清所说的“有补于世”则是评其主题，而这正是“诗骚传统”的精髓所在。元代人或明清学者常以“乐府”指散曲，一些散曲的别集或选本如《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声》《乐府群珠》《小山乐府》《月湖今乐府》等，均以“乐府”名之；明代张楚权、张旭初所编元人散典集《吴骚合编》，则径称之为“骚”。足见元明时代作家、批评家远绍“诗骚”的用心所在。 直至近世，诗人作诗，仍以《诗》《骚》为准的。如马一浮言：“言之精者为诗。诗言志，最要是心术正大，方可学诗。学诗必从《三百篇》《离骚》、汉魏乐府、建安七子以及《文选》诸诗入手，方有法度。”(20)因为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演变中的开端地位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从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文体形态、创作方法和审美格调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基础。 第二，思想层面。在文学和其它精神领域诸产品融而未分的先秦时期，《诗》《骚》以艺术化的形式形象地表述了古典时期的智者们通过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生价值和思想观念，其中除了自强、爱国等思想之外，还有其它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胡适曾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以叫他作诗人时代。”他还根据《诗》篇，把当时的思想分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认为从《诗》中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经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的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21)。陈来也指出：“《诗》是春秋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要素。春秋时代，习诗诵诗是士以上阶层的最重要的通识教育科目。”(22)也可以说，产生于前诸子时代的《诗》，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学术背景。张丰乾归纳说：“儒墨两家尊崇《诗》《书》，均以《诗》《书》是古代圣王的心血结晶，可以作为言行的依据和批判现实的标准。《老子》《庄子》中的核心概念和《诗》有内在的联系，其中《庄子》多以鸟兽鱼虫为喻阐明哲理，独与《诗》相契合。法家虽然严厉批评《诗》《书》于耕战无益，甚至是扰乱人心的祸首，但也从反面证明他们意识到《诗》《书》有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商鞅时代的赵良连续引《诗》，批评商鞅变法的积弊，韩非子则引《诗》以证君主的绝对权威和不必事必躬亲的原则。”(23)不仅先秦诸子如此，秦汉以后的历代文人作家也总是立足他们当时的时代需要，通过对《诗》《骚》的解读和阐释完成自己的人格建构，完成自己时代的人格认同与文化认同。 比较来看，《诗》《骚》传统的思想层面，在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反而要比文学层面更为深刻。《诗》是春秋时期的士君子日常生活、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的最高准则——礼——的艺术表述。而屈原生当战国之末，不仅深于《诗》学(24)，而且还兼收并蓄儒、墨、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而能独出机杼。其《离骚》拈出“美政”、常礼尚贤、立法崇德、尊仁尚义、讲信修睦……大有整齐诸家之趋势。不仅如此，诗中还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悲剧和人生悲剧的消解方式。屈原的《天问》则针对天地宇宙、日月星辰，以及既往的历史兴亡、人生遭际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表现了诗人深刻的哲思与大胆的质疑精神。 第三，人格层面。《诗》《骚》蕴含着丰富的人格内涵，树立了光辉的人格典范。秦汉以后，盛世注《诗》传《诗》，乱世注《骚》拟《骚》，成为一种《诗》《骚》接受的固定模式。在《诗》《骚》的传播中，也形成了一个人格形象的意义层面，那就是为人须积极有为、关注现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诗经》来说，《商颂》中刻划了积极有为的开国之君商汤的形象和努力开疆拓土的武丁形象；《大雅》中的周民族史诗则赞美了周人圣哲睿智的先祖后稷，率领族人不畏艰辛长途迁徙的公刘，深谋远虑、德能服众的文王，勇挑重任、死而后已的武王等英雄；还有《大雅》《小雅》诗篇中所写的那些忠于国家、堪为万邦之宪的忠良之臣如周公、南仲、尹吉甫、芮良夫、卫武公等。(25)即使是十五《国风》，也尽显“君子”的文质彬彬、“淑女”之温婉娴静。他们的人格形象随着《诗》的传播，对古代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礼记·经解》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说的就是《诗》对后人人格的影响。 《离骚》等屈原的作品中，融入了屈原的理想、情感和生命，是屈原的心灵自传和自画像。司马迁《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称赞屈的人格：“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东汉的王逸也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26)从屈原死后，唐勒、宋玉、景差等人的追慕屈原开始，历代诗人都被屈原的人格所打动。关于这一点，仅从历代诗人持续不断地模拟骚体以创作，以及在诗作中对屈原事迹人格的歌咏当中就可以看出，此处不繁举。 中国古代德艺并重，论诗先论人品德行。如徐干《中论·艺纪》言：“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盛德之士，文艺必众。”(27)刘熙载《艺概·诗概》则说：“诗品出于人品。”这类例证很多，不繁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骚》传统中的人格之美，才受到历代诗人的重视，从而使其成为不断取资的创作源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