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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对话体散文大体定型 《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早期的“语”体散文重在记载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并不注意记载人物对话。如《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芮良夫谏荣夷公专利”等西周文章都是专记祭公、邵公、芮良夫一人言论。到西周末年，史官在记载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过程中，开始注意记载人物对话，文章结构由一人谈变为二人谈或多人谈，对话体散文由此得到重要发展，形成了稳定的主客问答结构形式。在这种结构中，问者为宾，答者为主，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王侯卿士大夫许多重要思想观点都是通过解答提问而得以表达。《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是西周末年一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文字。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六个问题：“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南方不可乎?”“谢西之九州，何如?”“周其弊乎?”“若周衰，其孰兴?”“姜、嬴其孰兴?”[3]针对郑桓公所提问题，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他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立论，纵论天人古今，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明确的预测。在这篇著名的对话文章中，郑桓公是宾，史伯是主，文章的思想是史伯提出来的，全篇重点是放在史伯的论述之上。进入春秋以后，《国语》中对话散文逐渐增多。以《鲁语》为例，《鲁语上》“曹刿问战”、“子叔声伯辞邑”、“里革论君之过”、“季文子论妾马”，《鲁语下》“叔孙穆子聘于晋”、“诸侯伐秦叔孙穆子以莒人先济”、“季桓子穿井获羊”、“公父文伯之母对季康子问”、“公父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孔丘论大骨”等篇章都是对话体散文。《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是《国语》对话体散文又一篇重要代表作。文章记载齐桓公问管仲：“敢问为此若何?”“为之若何?”“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安国若何?”[4]齐桓公这一系列提问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是范蠡在应对越王勾践时发表的越国灭吴重要思想。特别是《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无蚤图吴”、“范蠡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范蠡谓先为之征其事不成”、“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五篇对话蝉联而下，各自独立成篇，合起来又可以成为一个艺术整体，完整地反映了在灭吴过程中范蠡战略思想的发展演变，体现了《越语下》作者深刻的艺术匠心。《国语》一共收录235篇文章，其中对话体散文大约占一半以上，且呈现出主客问答的稳定结构形式，这表明对话体散文在《国语》中大体定型。 《国语》对话体散文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史官对历史人物对话的实录，但其中有几篇对话文章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文章实录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出于史官的推测与想象，或者是史官根据传闻记录的。如《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远太子”、“优施教骊姬谮申生”以及《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这三篇文章所记载的人物对话内容都是宫闱密谋。优施与骊姬私通，他们之间的密谋见不得阳光，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有史官在现场执简记载。骊姬后来在晋国大夫里克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优施结局史无记载，但据情理推测，他应该与骊姬一样死于里克政变。既然优施、骊姬这两位谋主同时被杀，那么优施与骊姬密谋的内容又是如何传出并被晋国史官所记录的呢?难道里克在杀死骊姬、优施之前还有一番刑事讯问，史官在一旁记下讯问结果?与此情形相同的还有骊姬在深更半夜与晋献公的对话，先秦虽然有史官执简记载君主言行的通例，但史官记载是在朝廷之上，从无史官深入内宫记载之理。那么，骊姬深夜对晋献公谮害申生的言论又是如何传出的呢?上述文章表明，《国语》对话体散文存在着推测、想象以及根据传闻记载的现象，而不完全是历史实录。这种推测、想象之辞虽然还不能说是艺术虚构——因为对话双方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从前因后果来看，这些对话内容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它与纯粹的艺术想象还是有所区别，但它们毕竟不是实录人物对话。这种推测、想象对此后对话体散文虚化有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