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召开前夕，瞿秋白在哪里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人民出版社读书会特别推出了“中共往事之峥嵘岁月”特别专题。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李蓉撰写的“党的代表大会”系列丛书中摘选若干篇鲜为人知的“轶事”。在该系列丛书中，作者运用最新的档案文献资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召开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示，披露了大量详实的史料，让人读来饶有兴味。
    

    推荐人：李倩文
    推荐语：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内容在《中共四大轶事》一书中记述得非常全面。与此同时，该书对大会的召开过程进行了详细解读。例如，大会在筹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实现工农联盟的意义，“一个伟大的决定”的内容，大会通过的14个决议案及宣言等。
    
    一封让人疑惑不解的信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张申府的回忆以及中共“六大”的代表名单，都证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四大”。
    但是，有一封信让人疑惑不解。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写给共产国际鲍罗廷的信中通报中共“四大”情况。信中说：“我于1月15日来到上海，正赶上代表大会开幕。不过还是在等我和谭平山，并把国民革命问题推迟到16日讨论。”
    瞿秋白信中提到的代表大会，从时间来看，应该是指中共“四大”。
    这封信说明，瞿秋白参加中共“四大”时，已经是1月15日。难道以往关于大会开幕日的记载不准确？而且，瞿秋白在此前主要是在上海活动，怎么会在信中说他来到上海，并且正赶上了代表大会开幕呢？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生，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他从常州中学毕业后，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后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文科学习。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0年春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发表大量通讯报道，撰写、出版《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散文集。1921年9月，他兼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员。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大量文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
    1923年6月，瞿秋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起草党纲，参与国共合作工作。7月同邓中夏一起筹办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9月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代理过劳动运动委员。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瞿秋白曾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而1924年11月13日，鲍罗廷夫妇随同孙中山夫妇离粤北上。1924年12月，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成员。这会不会是瞿秋白从北方赶往上海的理由呢？
    瞿秋白是这样回忆中共“四大”的：“1925年1月，参加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被举为中委。”瞿秋白在中共“四大”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所以这次大会应该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李维汉在回忆中提到：自己参加的中共“四大”《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就是瞿秋白。如果这个回忆可靠，说明瞿秋白确实出席了大会，并且参加了文件的审查。但李维汉的回忆并不能说明瞿秋白是否在大会开始后才到会的问题。
    换句话说，中共“四大”召开前夕，瞿秋白在哪里呢？从瞿秋白1925年1月26日写给鲍罗廷的信可以看出，他可能是和鲍罗廷一起随孙中山先生北上。因为信中说：“我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我要长期在上海工作。要给您派去另一个翻译。中央要求您为我解除您这里的工作。在上海好像已经不追捕我了，我将暂时完全转入地下，为我们党的机关做工作。”
    所以，中共“四大”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工作，也不再实际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谭平山和瞿秋白情况有些类似，也是1月15日才到会。正如瞿秋白信中所说，大会等着他和谭平山讨论国民革命问题，因为谭平山是上一届中央委员，自然也是会上的重要角色。谭平山参加了中共“四大”是没有疑义的。他时任驻广东区中央委员，经常在广州工作。一般说来，从广州到上海出席中共“四大”，路途遥远，如果晚到几天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据中共“四大”代表李逸回忆，此时的谭平山并不在广州，而是在北京。这是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事情。因为李逸回忆说：在新年前不久，在北京晤及谭平山，谈起即将召开“四大”，他说此次大会在政策上只是继续发展已经决定了的路线，不至于有所改变，也不至于像此前“三大”那样有许多争端。
    看来，谭平山确实不在广州，也不在上海。但他多少知道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的精神。但是，谭平山为何没有准时赶到上海参会呢？李逸也是从北京赶到上海的呀。关于谭平山没有准时到上海参会的原因不明，暂且存疑。
    从瞿秋白和谭平山的情况看，可知中共“四大”的参会人员也不是全部准时与会的，有前有后，有早有晚。有的参加一两次便作罢，有的则晚到好几天。所以，要准确统计到会的人数不容易，也就可以理解了。
    推荐阅读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