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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文学史料之缺 凡史上所有发生过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无不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从而厕身为文学史料。传统的文学研究多是谈纸上之兵，特别是研究具体的诗文作品，一般仅是就纸上文字，探究作品曾经的发生缘起、过程、形态，文字的内容、艺术价值、社会影响等。这对文学而言，肯定不是一种全面、客观的研究，因为很多历史事实，仅凭纸上文字后人已经无从理解作品发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也就无从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所以才引起歧义，有了不少商榷的文章，才有了人们对二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的重视。而石刻这种文体，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的作品发生场地，这是以石为载体的石刻文学为认识文学提供的独特形式的史料。 首先，石刻展现出一种集体创作的文学生成模式，与其他载体文学生成模式不同。 石，不仅是一种载体，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寄托物质，形成了文学发生的一种自有形式，从而为后人研究文学创作过程提供最原始的与其他载体不同的一手资料，可使我们看到一种独特的文学生成方式、生成过程与形态。石更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园地，是跨地域、跨时代的文人思想交流的园地。在这个园地中，所有参与者同来者影响同来者，前来者影响后到者，互相唱和成文，从而使石刻成为一种文学的集体生成模式。 石刻，除去如墓碑、墓志铭、政府告示、村规民约等应用文之作，是零星分布在村镇，或井旁，或墟墓，或衙署等不同的地方，而最具文学性的诗歌、散文、辞赋、题名、榜书等，则多集中发生于历史名胜所在，宗教建筑、高山大川及其洞穴所在。如太原的晋祠，华阴的华岳庙，曲阜的孔庙，洛阳的龙门，重庆的大足，陕西的华山，山东的泰山，祁阳的浯溪，泉州的九日山，福州的鼓山，杭州的孤山，桂林的七星、叠彩诸山，融水的真仙岩，宜州的南山寺等地。这些场所往往或者是举行祭祀的地方，或者是山水宜人、或者是临近交通要道的商旅必经之地、或者是人流较为集中、容易引发文人情思可借以传名的地方，也因此多有留题，成为石刻集中存在的渊薮[29]。这些石刻作品虽为个体创作，但又皆是以群体作品存在为依托的整体中的一份子，并因此得以体现其存在的价值。 作为整体形态看，石刻通常是跨越多个朝代，由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作家，围绕相近或相同的主题创作而生成，给读者展示了石刻独有的文学生成模式，一种一唱众和的生成模式。这种生成模式又不与纸质文献记载的唱和之作相同。就其整体看，作者多是素昧平生的，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走到同一地点的文人们，这些人前后相继地书写胸怀情志，前呼后应。这些前呼后应之作，从内容看，一定与所在地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凡刻石之文，多具有强烈的时地针对意味，从而形成文字与历史、地理的互释性。石刻往往因一片山水、一个场景、一个事件，或者一人一件作品的刻石为诱因，前后相继，文人乘兴刊刻而作，押文步韵，再继续影响后到者。后到者复影响后到者，天长日久，旧作新作叠加，逐渐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一个个整体。典型者如湘江之滨的祁阳，原来有溪有山，却未曾闻名，因元结至而名溪为浯、名山为峿等[30]。峿山所在，有石天造地设，未曾知名，因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为倡，遂有后世名贤续作，镌泐不断。如宋人黄庭坚“三日徘徊崖次”，有《书摩崖碑后》诗刻于《大唐中兴颂》旁：“春风吹船著吾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范成大继至“周遭岩壑寻胜迹，摩挲石刻立多时”，也有《书浯溪中兴碑后并序》刻其后。清人阮元嘉庆间任湖广总督过浯溪题名：“大清嘉庆廿二年九月廿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扬州阮元阅兵衡永，舟过浯溪，登台读碑题字石壁而去。时林叶未黄，江波正渌，农田丰获，天下安平。”何绍基在同治间游浯溪，步黄庭坚韵，总述读唐宋摩崖感受，撰刻其旁：“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外观笔势虽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咸丰纪元旧题在，时方失恃悲孤儿。次年持节使蜀西，剑州刻如饥鹤栖。(剑州有此碑翻□)既无真墨本上石，何事辗转钩摹为?唐人书易北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师。次山雄文藉不朽，公伟其人笔与挥。当代无人敢同调，宋贤窃效弱且危。涪翁扶藜冻雨里，但感元杜颂与诗；公书固挟忠义出，何乃啬不赞一词?海琴、同轩喜我至，珍墨名楮纷相随。书律深处请详究，拓本成堆吁可悲!”吴大澄于光绪年间也有步黄庭坚韵刻石：“潇湘奇气钟浯溪，次山文章鲁公碑。我喜涪翁诗律劲，石栏坐对雨丝丝。唐祚中衰寇患起，太息朔方无健儿。六龙远去蜀江西，鸾凤纷纷枳棘栖。灵武即位上皇复，歌功勒石臣能为。作者文雄书者健，忠清亮直皆吾师。若以墨本工磨刻，徒资文士霜毫挥。古今循吏为君国，身与磐石关安危。杜老书名吾未见，千秋犹颂舂陵诗。元祐残碑未磨灭，吁嗟党祸起文词。宜州谪所去不远，清游时有高僧随。两碑读罢一慨叹，苍崖日暮啼猿悲。”就这样，祁阳浯溪石刻从唐至民国间，先后相继，有显宦、著名文人、书法家等众人刻成的、内容相关的各体诗文作品近500件。 与祁阳石刻一样，全国各地有不少石刻群落都是因此而形成：泰山围绕帝王文化形成的石刻，曲阜孔庙围绕儒家文化形成的石刻，镇江围绕《瘗鹤铭》书法文化形成的焦山石刻，洛阳龙门围绕佛教文化而形成的石刻，洛阳关林围绕关羽故事形成的石刻，铜川耀县药王山围绕孙思邈及其《千金方》而形成的石刻，长江白鹤梁围绕石鱼而形成石刻，桂林围绕秀美山川而形成的石刻，户县重阳宫围绕道教而形成的石刻，还有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苏州的园林石刻，杭州、汤阴的岳庙石刻、开封陈桥驿的石刻等，内容都各具特色。但其文学生成的模式一样，都是围绕一个主体延续多年创作而生成，这为文学创作的生成方式研究，提供了新的对象与思路。 我们再说石刻作为文学史料的另一种形态，即，石刻是一种文物文学(石刻是文物，这是全世界统一看法)。石刻提供了作者创作的具体环境遗迹，与纸本文学有根本的不同[31]。石刻，作为一篇完整的作品，不但包括文字，还包括文字的书法形式、雕工技艺，文字所在的石头形状、配制的图案雕塑，石刻所在的自然环境，如山石水土，及所附着的各类苔藓植物、风雨侵蚀痕迹，以及人文环境，包括石刻周边留有的前人刻石、建筑，今人耕作庄稼等。石刻之作，从作者目的而言，是做标志与纪念之用，如窦宪置石燕然、杜预置石岘山等，明示作者何时、为何来至此地，以及当时作者的所见所感所思等等，而这些本在文字之外的信息，却隐藏在石刻之内。因此，石刻间镶嵌了作者欲以表达的诸多历史信息，是纸本无论如何不能读到的。石刻是一种具体的文学、形象的文学、可触及的文学，甚至是一种有色彩有味道的文学，是一种情、景、文相统一的文学。也可以说石刻是立体的文学，是物之形与文之神的合一，是一种虚实相结合的文学。读者欣赏石刻，不仅是欣赏虚拟情景的文字，更能感受到实在的场景所蕴含的综合信息，而这种信息与一般文物比较，又是有文字的、易懂易知的，会说话的文物；从文学的角度看，是一种有物之实、有文之妙的文学，这就是文物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