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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转向•大众救赎•美育传教——哈罗德·布鲁姆后期文学批评大众化转向的宗教性(3)

http://www.newdu.com 2018-02-20 《文艺评论》 曾洪伟 参加讨论

    
    布鲁姆既是诺斯替教徒,又是批评家;同时他既是文学批评家,又是宗教批评家(其批评身份是文学与宗教的统一与整合),而且他深信:“文学即是宗教,宗教也是文学”[29]。这集中体现出他心目中文学与宗教间的亲密关系:在他看来,文学与宗教是二位一体的,两者互不排斥,互洽共生,甚至能够相互转化,兼具对方的形和神、特质与色彩,亦即文学宗教化,文学可以具有宗教的神圣性(“Bardolatry,即莎士比亚崇拜,应该在已有宗教形态的基础上更成为一种世俗宗教”[30]),同时也可以具有宗教的救赎性(“认识自己,认识莎士比亚,认识上帝”[31]);宗教文学化,宗教文本也可具备文学的审美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经》乃是复杂的正典化过程的结果,令人吃惊的是,其评判标准居然是美学的,或者说至少是与美学相一致的。《雅歌》之所以被收进《圣经》中,就因为它已经令伟大的犹太拉比阿基巴(Akiba)心醉神迷,并且这种迷醉与我们对雅歌的着迷,如瓦尔特·惠特曼所说的‘当丁香花在门前庭院绽放的时候’,并没有根本的差别。”[32]),宗教具有文学的本质性(“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是在崇拜上帝,但实际上他们崇拜的是三位主要文学人物:J作者的耶和华,《马可福音》的耶稣以及《古兰经》的安拉”[33]),两者在倡扬“想象”(imaginative)、“创造”(creative)、强调深层内在自我(inmost self)等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和不谋而合的一致性。“从瓦伦提努到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再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奈瓦尔和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诺斯替教一直与想像性天才难以区分。在对诺斯替教作了一辈子的思考之后,我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判断,即诺斯替教实际上就是文学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literature)”,“诺斯替教,[是]作为文学天才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literary genius)……。”[34] 在诺斯替教的研究权威汉斯·琼那(Hans Jonas)看来,强力诗人(即文学天才)始终不渝地追求的是“创造性自我的自由”(freedom for the creative self),“自我精神意识的扩张”,而布鲁姆认为,诺斯替教就是一种知识,它使创造性心灵摆脱神学、历史化和一切“与自我之中最具想象力的部分完全不同的”神灵的束缚与羁绊,而且它也特别强调和捍卫深层内在自我的存在,因此,诺斯替教与文学具有深层的统一性。另外,布鲁姆认为,在西方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是诺斯替教徒,他们的信仰就源自于他们的审美创作。“……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中最具雄心、最具抱负的诗人,从雪莱、维克多·雨果到威廉·巴特勒·叶芝,再到雷勒·玛莉亚·里尔克均为诺斯替教徒,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基础之上创构了一种宗教。”[35]而且,在《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中,布鲁姆还以卡巴拉宗教描述上帝的内在本质特点(即Sefirot或“赛斐若”,代表了上帝“神圣品性的秘密”,它们是卡巴拉宗教的核心内容)来构架全书体系,认为一百位天才作家(布鲁姆将其分为十组,每组十个)及其作品充分体现了“上帝的天才”(God’s genius)的十个方面属性,即“至高冠冕”(Keter),“慧”(Hokmah),“智”(Binah),“爱”(Hesed),“大能”(Gevurah),“美”(Tiferet),“永恒”(Nezah),“荣光”(Hod),“基盘”(Yesod)以及“王国”(Malkhut)[36]。这样,经典作家、文学作品就被蒙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而在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布鲁姆所进行的文学宗教化批评的努力与实践。因此,总的来看,在布鲁姆的批评视阈与世界里,文学与宗教之间具有难解难分、互渗互融、水乳交融的关系特性。
    而从精神、心灵救赎的层面来讲,其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这具体体现为“美育”与“宗教”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尼采曾经悲观地宣称“上帝死了”,宗教的精神柱石、救赎功能轰然坍塌、崩溃,代之而起的则是“以美育代宗教”的审美救赎思潮;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后工业、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的泛滥,审美也日渐式微,美育的救赎作用与效力又广受质疑与诟病;然而,在布鲁姆看来,宗教的救赎功能并未失效,文学、美育对人的心灵净化、美化与拯救作用也依然不减,因此,他依然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依旧钟情自己的美学理想,并积极整合、利用自己长期以来进行宗教与文学(审美)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巨大影响与丰富资源,充分激活与发挥宗教、文学的力量与功能,为大众救赎服务。在他看来,美育与宗教并不矛盾、冲突,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最终,他不是“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以美育传宗教”,即通过大众美育活动,促进宗教的传播,并使其充分发挥救世功能。这彰显出其大众救赎的世俗性与宗教性、审美性与神性的二元性复合与构型:其救赎框架、总体思路、最终目的是诺斯替教性质的,而其切入口、进路却是文学/审美的,其大众救赎是文学与宗教、经典美育功能与宗教救赎功能的紧密结合、整合与统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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