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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先生作为一位资深的出版人（“文革”前是团省委《红领巾》杂志社的总编辑和团中央《辅导员》的总编辑，“文革”后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对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有独特的贡献。李致作为巴金的亲侄子，对巴金先生的文学成就和人格有别人不能替代的评价。李致作为一位有成就的散文家，在《往事随笔》（共三部《昔日足迹》《铭记在心》《四爸巴金》，天地出版社2014年9月重排重印版）里，则展示出了“亲情散文”的魅力。 《昔日足迹》大都以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为本，书写作家所经历的时代的艰难和欣喜。《铭记在心》以与作家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为本，书写无论对伟人还是与同事的美好记忆。《四爸巴金》则以其亲侄视角，从不同的侧面展示出“与读者交心”的文学巨匠巴金的情怀和巴金的人格力量。作家的写作宗旨和趣味，开门见山，任挑《往事随笔》一文都能感到，李致的文章践行了他“真诚、朴实”的散文观念和诺言。饱含真情且文字表达简洁直白的叙事风格，既是李致散文的特征，也是李致散文之所以成为具有标签性质的“亲情散文”的原由。事实上，李致的这些亲情“往事”，除了“真情”，我还读到了中国生生不息的古老文化中更为重要代码：敦厚。 “敦厚”一语来自“六经”之一《礼记》。《礼记·经解》一开篇就是孔子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中国自《诗》三百始，奠定了中国诗文的传统。《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此句，治经专家杨伯峻的译文是“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何为“纯正”？就是《礼记》所说的“温柔敦厚”。 《往事随笔》三部近80万字，绝大多数篇什，无论记事，还是写人，其背景大都是那一段艰难岁月。李致，少年才俊，13岁为文，内战后期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新中国建立后，长期在团省委和团中央做青少工作和杂志编辑工作。由于“胡风事件”，李致除工作之外，几乎与作文再不相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握笔为文。这一段时间，李致接触到的人和事，无论是直接领导胡耀邦，还是间接的他人和他事，无不与那一段艰难岁月相关，无不与那段让后人唏嘘、伤感、喟叹，以及反思的历史相关。那段历史有太多的眼泪，太多的苦难。但是在李致笔下，没有声嘶力竭，没有悲天怆地。特别是没有把个人的恩怨和仇恨当成作文的元素和基调，而是把温情诉诸笔端。写自己：“我的眼病有点像‘牛鬼蛇神’，过几年就‘跳’出来。幸好从一九六〇年起到八十年代初，我与四川省人民医护人员的关系很好……他们的医术好、医德高，成了我眼睛的‘保护神’”（《大放光明》）。写他人：“他（沙汀，引者注）希望四川有更多的新人，希望四川有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对周克芹的培养和关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怀念沙汀》）。写四爸巴金：“‘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春蚕》）……我们看到，我们读到，在这些叙事的背后，其实是人生的艰难与辛酸，而且还有对历史的反省和追问。但是，李致却在一种心平气和的状态里，简明、直白而又温婉。 记住历史与反省苦难，是人类得以前行的动力之一，但是，在历史中沉沦、在苦难里消沉，可能会让历史成为虚无，也会让人的力量消失殆尽，散文本身亦有可能成为记恨的另一文本。而李致的《往事随笔》，刚好与此相反。《往事随笔》不是苦难的展览馆，更不是自家怨气的发泄池。李致的散文遵循着中国散文的传统，真诚之外，更看重的是“敦厚”。敦厚，当然不是不明是非，更不是没有感情，而是超越了个人的大情怀。敦厚作为一种人生姿态，同样也作为散文文本的姿态。李致的“往事随笔”，正是这一姿态的最佳注脚。（刘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