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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与宗教批评在核心话语与精神救赎机制上的深度互文关系是其大众救赎的典型表征。布鲁姆借大众美育对社会文化大众进行宗教救赎的原因包括：他具有虔诚的诺斯替教信仰；诺斯替教曾对其进行了成功的心灵救赎；文学实现宗教救赎具有可行性以及广泛而坚实的诺斯替教信众人群与潜在读者基础。与其前期世俗性质与形态的文学批评相比，布鲁姆后期批评具有潜在的宗教转向倾向。这一方面是因为其诺斯替教信仰影响，另一方面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之后”文学理论宗教转向的时代语境的促动。为切实推动文学批评的神学转向，布鲁姆通过系统的文学批评建构起了他的神学谱系和救赎机制。在布鲁姆的批评视阈与世界里，文学与宗教之间具有难解难分、互渗互融的关系特性。在精神救赎上，布鲁姆认为，美育与宗教可以并行不悖，他不是“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以美育传宗教”。其大众救赎是文学与宗教、经典美育功能与宗教救赎功能的整合与统一。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后期文学批评；大众化转向；神学转向；大众救赎；“以美育传宗教”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四川省社科规划外语项目“哈罗德·布鲁姆宗教批评观研究”（SC12WY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洪伟（1972-），男，四川三台人，西华师范大学公共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一 “凡对西方学术及思想稍有研究者都会发现，除非我们知道了某位作者的神学见解，否则即难以窥知其学术见解的堂奥。”[1]这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学者往往都会有某种宗教信仰，而且其学术研究与思想及产品又受其信仰的影响，两者紧密关联，难以分割和剥离。因此，要深度、准确把握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就必须深入剖析、考察其“神学见解”。而哈罗德·布鲁姆就是一位具有虔诚宗教信仰和明确、坚定宗教立场并且其文学批评宗教色彩浓厚的批评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如国内学者大多无宗教信仰，学术研究的宗教敏感性与宗教意识不强；布氏学识渊博，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与批评家，其著作的宗教涉猎广泛、驳杂，涉及犹太神秘主义（Kabbalah）、诺斯替教（Gnosticism）、伊斯兰教苏菲信仰（Sufism）、基督教、摩门教（Mormonism）、南方浸礼教（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等多个教派以及大量宗教术语与词汇等等，要快速厘清其宗教知识谱系具有很大的难度；布氏论涉的许多宗教内容对于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学者而言十分陌生，并且由于缺乏切身的宗教信仰体验与氛围，这些宗教对他们来说显得十分晦涩难解；布氏对这些宗教往往具有自己个性化的、与众不同的解读与诠释，要跟上布氏的理解（思路）也殊为不易；对其宗教批评的研究必须具有丰富、广博、精深的相关宗教背景了解与宗教知识储备等等，这些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而言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因此，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哈罗德·布鲁姆的研究大多忽视或回避了其思想、认识上的宗教意识形态的一面，从而对其文学批评的研究往往缺乏深度把握与开掘，在许多问题上未能探知其原委与真貌。因此，要深入研究其文学批评，就不能绕开其宗教信仰、宗教批评观。鉴于此，本文即主要从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信仰、宗教批评观入手，探赜、寻绎、审视其后期的文学批评大众化转向。 二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布鲁姆的学术批评即陆续赋上鲜明的大众化色彩。其文学批评大众化的转向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世俗原因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层、不易为人觉察的宗教动因，即在表面的经典普及和大众美育目的之外，布鲁姆还拟以文学（阅读）救赎大众。何以见得？ 在其《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千禧之兆：天使·梦境·复活·灵知》中，在论及经典阅读、文学批评的目的和功用之时，布鲁姆说道：“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2]，“传统告诉我们，自由和孤独的自我从事写作是为了克服死亡。我认为自我在寻求自由和孤独时最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阅读：去面对伟大。这种面对难以遮蔽加入伟大行列的欲望，而这一欲望正是我们称为崇高的审美体验的基础，即超越极限的渴求”[3]，“仍然存在着孤独的读者，老的少的，哪里都有，甚至在大学里。如果批评在当前还有一个功能，那就必须是针对这个孤独的读者，她为自己而读，而不是为那种被假定为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读”[4] ，“我们可经由自身的孤独认识自我，或者我们可以——尤其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认识代表自我的人物，或者我们可以在自我中认识上帝，但那必得真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才行。”[5]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反复出现的三个关键词：“孤独”、“自由”、“自我”（不仅如此，在这些书的其它地方以及布鲁姆的其它著作中，我们也可频繁遇见这三个语词：它们不仅被布鲁姆用来论述文学的功用，而且被用于分析文本、评价人物，如在《西方正典》中，他认为“莎氏独特的伟大在于对人物和个性及其变化多端的表现能力”[6]，他创造出了以伊阿古、福斯塔夫和哈姆莱特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形象；哈姆莱特能够成为经典的中心，就在于他突出的“自由反思的内省意识”），它们是典型的诺斯替教宗教话语；而且文学/审美阅读对于个体/主体的心灵作用方式与诺斯替教对信徒的精神救赎方式具有异质同构性：“在美国（本土）宗教语境中，自由就意味着与上帝或耶稣独处，与美国式上帝或美国式基督独处。而在社会现实中，至少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这（指自由——译者注）可以译作孤独。当灵魂（soul）离群索居（即孤独、独在）之时，比灵魂更深层次的真我（Real Me）或自我（self）或活力（spark）由此也会自由地与同样离群索居的上帝（即处于自由境界或状态中的上帝）完全独处。这种美国式自我本身已具有了上帝性（神性），这使得它与上帝进行自由的交流感应成为可能。……如果一个美国人不是处于独在（alone）的状态，那么她就不会真正地感到自由，而且没有美国人最终会承认她是自然的一部分。”[7]可以看出，美国（本土）宗教（在布鲁姆看来，它们在本质上是诺斯替教）的三个关键词也是“孤独”、“自由”、“自我”，与前述的文学（阅读）功用论中的三个关键词完全重合；而且，文学阅读与诺斯替教在心灵救赎的作用机制与思路程式上也内在一致，都遵循“孤独-自由-自我-救赎”这样一个方略和路径，亦即：（阅读/宗教）个体孤独（独在）→心灵/精神自由→（内在/深层）自我与上帝交流感应相通→获得救赎→超越死亡，获得永恒/永生（这反过来也说明了为什么布鲁姆的批评著作中会出现如此多的“孤独”、“自由”、“自我”等关键词：这并非空穴来风或偶然巧合，这充分体现出诺斯替教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与建构，也暗示了其中所蕴含的宗教救世思想）。因此，根据它们之间存在的这种深度互文关系，或者说批评/美学话语与宗教话语之间的高度一致性，我们可以断定，布鲁姆的文学经典普及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教育、大众美育，更是一种以审美（的名义）对大众实施和践行的宗教救赎，或者说其大众化转向具有内在的、深层的宗教拯救动机。 那么布鲁姆为什么要借大众美育对社会文化大众进行宗教救赎呢？这就涉及到其宗教信仰、宗教批评观与文学观。首先，众所周知，布鲁姆是一位虔诚的诺斯替教信徒。“我不是荣格的信徒，不会去相信什么集体潜意识的原型象征。但我是文学与宗教评论者，是古今灵知（即诺斯——引者注）的忠实学徒，对重复出现的属灵意象怀有绝大的敬意，不管这些意象是如何流转传布的”[8]，“我自己的宗教经验与信念属于灵知信仰（即诺斯替教——引者注）。”[9]而诺斯替教作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异端教派之一（其它的异端教派还包括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苏菲派、犹太神秘主义等），其关于上帝、世界、人、救赎等核心宗教观点与“正统”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上帝观的问题上，诺斯替教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他内在于人，并与“自我”同一（也就是说，“自我”即上帝，上帝即“自我”；它并非普通世俗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一个充满神性光辉的“自我”），内化于自我之中，与现实世界疏离，从而无法拯救世界。而且，在诺斯替教看来，基督教的上帝也无力拯救这个日益走向毁灭的世界。“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监狱，最里面的地牢是地球，它就是人类生活的场景”，而“人类成为一个充斥着挫败、沮丧和欺骗的世界的囚徒”，“诺斯替努力的目标就是将‘内在的人’（inner man）从世界的监禁中解救出来，使其返回到他原先的光明王国之中。”[10]在这样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中，人的获救只能依靠人类自身，即通过内在自我寻求上帝，与（内在的）上帝交流沟通，从而实现自我救赎：“它（诺斯替教）不能接受一个外化而至善的神与邪恶灾难世界的并存，因而将一切归向于人的自身，内向化的思考乃是它最主要的特性。人必须在自己里面会见神，那是一个更原初、也更真切的生命与信仰状态。人只有透过对自我的不断的询问，才能知道自己，也才能知道神”[11]，“它（诺斯替教）的上帝是个受苦的上帝，而世界则正陷入错误中，而人则是其中的异乡客，天堂才应是他们的家乡，而人内在的自我则和上帝拥有同样的性质。”[12]因此，综上所述，自然而然，在布鲁姆看来，现世、此在世界中的人类个体都是需要拯救的，而其获救的方式，则是通过内倾转向“内在自我”——“上帝”，而非传统宗教信仰向外寻求一个外在于人的万能上帝。 其次，诺斯替教的这种自我心灵/精神/灵魂拯救方式有效吗？或者说为什么布鲁姆会毕生信仰并研究诺斯替教呢？在《千禧之兆：天使·梦境·复活·灵知》（Omens of Millennium:The Gnosis of Angels,Dreams,and Resurrection,1996）一书中，布鲁姆自述在35岁时，“经历了一段悲惨的时光”，“原本坚实的自我已被掏空”[13]，心灵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在此时，对布鲁姆实施精神救赎的就是诺斯替主义思想：他在诺斯替教信条、教义和爱默生“自我/自助”哲性思想（爱默生本人也是诺斯替教信徒）的引导和启蒙下，摆脱了精神困境，实现了自我救赎，重建了自我。而由此，他也确立了自己终生的宗教信仰，并完成了个性化的文学观的初步建构。因此，正是诺斯替教的成功救赎，使布鲁姆皈依并成为诺斯替教的忠实信徒。 再次，如何实施心灵拯救呢？“诺斯替教的教义认为邪恶、痛苦、不幸的根源在于物质创造的环境上。要获得拯救就必须克服无知，通过发现内在的神性，逃避这些外在的环境。”[14]在布鲁姆看来，文学/审美就可以帮助实现这种宗教救赎功能。因为在他看来，阅读文学（尤其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可以使主体进入“孤独”、“自由”的境界、状态，进而使其能够“认识自己”、“增强自我”，通过“潜在的自我”唤醒、激活深层、内在的自我，并最终实现与其神性“内在自我”感应相通，获得拯救。“你年轻时若爱上伟大的诗篇，便是和潜在的自我相逢，当时大都是不自觉的。潜在的自我有一股力量，与自我的永生有关，这并非时间的延续，而是醒悟自我内在那未曾出生、因此也不会死去的部份”，“布雷克、哈特·柯瑞恩、马娄、莎士比亚、米尔顿的作品除了高超的语言表现以外，更激起了狂放的想像与思想的乐趣，改变了一个人的认知，使得外在自然为之改观，内在自我随之浮显，那是自我中的自我，之前不曾知晓，不曾改变”[15]。不仅如此，布鲁姆还主动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切身体验，以证明这种“文学阅读”救赎的有效性与可信性：“我个人所坚持的自我倚恃必然与深层自我有所关联，而且我的超越感受始于阅读好诗的惊奇，因此我不得不来做个见证：文学作品可以创造超越的体验”[16]，“心灵自传必定是一曲自我之歌。我六十五岁了，仍然不确定我的自我是何时诞生的。它在我最早的童年记忆里无处搜寻，却在我九岁或十岁的阅读记忆里显现踪影，尤其是阅读威廉·布雷克和哈特·柯瑞恩的记忆。至少就个人的情形而言，阅读想像诗作为自我接生；自我的诞生姗姗来迟，或者可以说是二度诞生，而前述之阅读似乎可以比拟为：认识我内心之中我先前不认识的东西。”[17]在这里，“自我内在那未曾出生、因此也不会死去的部份”、“自我中的自我”、“深层自我”、“我内心之中我先前不认识的东西”异曲同工，都共同指向一个内植于自我中的“上帝”。在《千禧之兆：天使·梦境·复活·灵知》一书中，布鲁姆曾“提醒人们要在呼唤自己中，去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上帝与自我永恒的生命”[18]，而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布鲁姆的心目中，文学（阅读）是能够唤醒“麻木、沉睡”的自我、并使之萌芽、显形的灵验良方与有力武器，它是个体实施宗教救赎的有效切入点和正确进路。因此，宗教救赎与文学/审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铆合点——即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它犹如人类灵魂黑暗中的灯塔，照亮、开启、指引着个体的心灵/精神救赎之路。 另外，在布鲁姆看来，至少在美国本土的范围之内，这种心灵救赎的实施和实现有着广泛而坚实的信众人群与潜在读者基础。因为经过研究，他发现，在宗教信仰层面，大多数美国人信仰的其实是诺斯替教（这是他个人的独到发现与惊人结论）。因为他们的信仰都受到美国（本土）宗教的潜在影响，并涉及到美国人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且早已构成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只不过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察觉或不愿意承认而已。“到现在少说也有两个世纪了，美国人寻找的大都是内在的上帝，而不是欧洲基督教的上帝”[19]，“如果我们是美国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共有美国（本土）宗教的因素，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20],“本书（指《美国（本土）宗教》—引者注）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并不是。这不是美国宗教（religion in America）的问题，而是我称作美国（本土）宗教（the American Religion）的问题。……在美国确实有成百上千万的基督徒，但大多数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其实是别的什么人，他们具有极高的宗教热情，但实际上笃信的却是美国（本土）宗教——它在我们之中存在的历史已很悠久，并饰以多种伪装，它决定和支配着我们大多数的民族生活”[21]。 而在他看来，美国（本土）宗教在实质上又是诺斯替教性质的，而并不是基督教性质的。“摩门教教徒和南方浸礼教教徒自称是基督徒，但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更接近于古代诺斯替教徒而不是早期的基督教徒”，“美国（本土）宗教是普遍存在且其影响是压倒性的,甚至我们的非宗教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他们最终的预言上与其说是人本主义者，倒不如说是诺斯替教徒。”[22]这样，数量庞大的潜在诺斯替教信徒人群为布鲁姆诺斯替教救赎性质的审美批评文本的传播、接受、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而这又必然有利于其大众化心灵救赎计划与愿望的展开与实现。 因此，鉴于以上原因，布鲁姆以文学经典对文化大众进行潜在、深层的宗教救赎（其本质是诺斯替救赎、“自我”救赎）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