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作者和读者：事件的忠诚主体 生命事件不断地在新的社会条件中现实化，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成。为了摆脱权力的控制和编码，这些生成拒斥社会对身体进行的三大超验组织——“有机体”“主体化”和“意义”(Deleuze and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 242，159)，因此它们是“生命的分子形式”，拒绝被标准化、同质化为克分子形式，所以人们无法按照常规标准衡量它们，理解它们(Bruns 709)。要捕捉和理解这些生命事件，需要非主体的、非个人的感知(percepts)：它们揭示那不可见的、无法忍受的力，这些力之间的斗争和交流构成了“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但作为主体的人一般发现不了它们，因为它们被掩盖在日常的生活体验、即平常的知觉和感情之中，被掩盖在各种陈腐思想和陈词滥调之中。但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能看到它们，而且还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将它们表现出来，赋予“它们一个身体，一种生命，一个世界”(Deleuze and Guattari，What is Philosophy? 177)。伟大的小说家能够创造“不为人所知的、未被公认的感受，并将它们作为作品人物的生成揭示出来”(Deleuze and Guattari，What is Philosophy? 174)。或者我们可以用巴迪欧的话说，这样的作家是生命事件的忠诚主体，③因为虽然他们并不能评价、阐释这些生命事件，但却选择“忠诚”于它们(62)，坚持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它们，从而让它们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成为新的“可见者”和“可说者”，成为新的“可见性场地和易读性领域”，为被解域的、被打乱的表达重构新的内容。④ 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的各种各样的感知和感受实际上是语言所创造出来的视象(visions)和声象(auditions)。德勒兹指出“视象并非幻象，而是作家在语言的空隙之中看到或听到的真实理念”，它们“并非处于语言之外，而是语言的外部”(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5)。视象和声象并非语言的，但只能在语言中得以表现，是语言被推至极限而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语言事件创造出来的。它们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形象和声音”，是生命形成的新的“感觉区块”，它们构成了“思想之动态的、基本的形态”(Colombat 592)。文学就是通过解域语言，让语言口吃，创造语言事件，从而创造出一种外语，不断地将“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引入到思想之中，创造出视象和声象，将生命事件表现为新的理念。 德勒兹指出，“视象”是作家的主观倾向形成的“内心形象”，它们产生于一种深刻的欲望，并且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中(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118)。这种欲望就是自由流动的、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欲望，因此，主观倾向中的“主观”，并非指属于某个主体、也并非指与“客观”相对的个人偏见，而是非个人的、非主体的，而正因如此，这些视象才是独立自主的，“拥有自己的生命”(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118)。视象是“潜在形象与现实物体的结合”，而前者是从后者中得到的，是将克分子实体看作由微粒的动静、快慢关系和不同感受界定的“此”性(hacciety)，看到穿越于其中的力量。潜在形象是想象出来的，它和现实物体彼此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替，共同构成“无意识晶体”，能显现出“力比多的轨迹”(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63)。每个物体包含潜能和现实、存在和生成、所是和所能这两个方面。比如看到开得娇艳的玫瑰花，它的外表所呈现的是现实的方面；但它会枯萎，能被研碎制成香料，被用来泡茶，被用来做装饰品，它的刺能伤人，这些都是潜在的方面，是它的不同感受，即能动力和被动力，是会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现实化的事件。 在《白鲸》(Moby Dick)中，麦尔维尔看到了穿越海洋的死亡力量，这是生命的反动力，它和现实的海洋共同构成一个“视象”，这是一个存在于他心中的秘密海洋。同样，在T.E.劳伦斯的心中有一个“秘密的沙漠”，这沙漠由光和热的力构成。(Deleuze，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117-18)在他的笔下，光和热的力随处可见：炫目的太阳光，光滑干净的沙粒反射的强烈光芒，刺得人双眼疼痛；炙风阵阵，抽打得人晕头转向；热浪滚滚，烤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仅以两处描写为例：“我们在一无遮掩的沙漠里，在冷漠无言的苍穹下相依为命，生活了许多年。白天，灼人的骄阳把我们晒得焦躁不安，粗粝的炙风把我们抽打得晕头转向”(2)；“小小的沙粒干净光滑，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就像一粒粒钻石，反射出强烈的光芒，只一会儿，我的双眼就受不了了。……尽量挡住那看不见、摸不着，却从地面蒸腾而上、向我的脸猛扑过来的热浪”(55)。这个秘密的沙漠和现实存在的阿拉伯沙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视象”。 安哥拉独立后最伟大的作家珀佩特拉想象了新的安哥拉人民，并将这一“视象”投射到现实的安哥拉民众之上。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民开展了一场全新的“公民运动”，以抗议消极的政府当局，因为“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解决”人民大众的基本问题(Pepetela 93)，而只是一味地贪污腐败，为自己捞好处。他们开展的是“赤裸革命”，因为他们认为赤裸是他们的“新民族服装”，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相称”，他们沦落到只有赤裸才能与他们的境况相称的境地(Pepetela 94-95)。并且他们没有因袭以前的革命组织形式，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境况创造了一种新形式：他们没有领导人，没有中央委员会，人人都可以参加会议，而讨论事务并作出决定的是那些最积极的、最感兴趣的人，但他们不会压制其他人。他们不是政党，因为政党已经变成了“监狱”；这场运动是由人民发起的，不能被现有的党派桎梏，因为后者追求的目标“只和自己的权力有关”；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由群众发起，不受任何人控制和利用，因为大家都不允许；最关键的是他们认识到他们在“创造历史”，所以他们不能再抄袭任何现有的方案，必须要“创造自己的新的斗争方法”(Pepetela 97-99)。只有如此，他们的革命运动才不会再被任何统治阶级或党派利用。珀佩特拉还想象了一个新的公民形象，并将这一“视象”投射到奥诺里奥的身上，使他足以成为公民运动的领袖。 这样的伟大作家不是要表现一个已经完全存在的民族，而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表现一个潜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因此“每一个作者个别讲的话已经构成了一个共同行为，他或她所说或所做必然是政治的”(陈永国113)。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民族意识“在外部生活中常常未起作用，而且总是处于分解的过程之中”，因此文学就被赋予了进行集体表述的功能，尽管全体内部存在着怀疑态度，但还是创造出了“积极的联合”(Deleuze and Guattari，Kafka 17)。他们是小民族作者，拒绝大民族作者的功能，直接“参与到表述的集体组装之中”(Bogue，Deleuze on Literature 109)，通过打破语言的某些规则，让语言产生连续变化，从而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创造出新的主体身份。 而在无法按照常规标准来理解伟大作家所描写的这些生命事件时，读者也要像作者一样成为事件的忠诚主体：为了逃离社会对生命的限制、阻碍和谴责，为了增强生命力量，在尚无法判定这些生命事件是什么、会通向何方之时，读者选择忠诚于它们，让自己进行同样的生成。读者同样需要有非主体、非个人的“感知”，这样才能看到贯穿于这些生命事件也就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那些“视象”中的诸力，并且让它们穿越自身，在自身内部发挥作用，以具有新的感受，生成他者，就像亚哈船长生成鲸，格里高尔生成甲虫一样。可以说，作为忠诚主体的作者主要是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的生命事件为人们的生成创造新的条件，而读者要想逃离社会中各种固定结构的桎梏，就需要忠诚地追随作者描绘的那些事件所展现的逃逸线，通过自己的生成进行生命实验，进行小民族政治实践，质疑和重塑社会中的既定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从而让文学实现其伦理学功能。 然而，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读者和作者一样面临着危险：或者会被超验组织重新捕获，从而被再辖域化，导致死亡，就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彭忒西勒亚》中的阿喀琉斯；或者会变成一条自我毁灭之线，变成空洞的无器官身体，或纯粹的死亡平面，就像葬身大海的亚哈船长，因杀了阿喀琉斯而伤心至死的彭忒西勒亚，或是精神崩溃了的尼采。因此，作者和读者不仅要忠诚，而且要谨慎小心，需要保留“最少的层”“功能和形式”，保留“最小限度的主体”和自我，这样才能不断地生成下去，才能处于健康的状态(Deleuze and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 270)。健康就是不断地更新内部(自我或主体建造的房屋)与外部和宇宙(非个体的、非有机的生命流动于其间的宇宙)之间的构成关系，让它们形成不可区分的区域，也就是不断地生成(Zourabichvili，"Six Notes on the Percept" 198)。 实际上，这种事件文学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对卡夫卡的研究中提出的“小民族文学(minor literature)”5不谋而合。卡夫卡在1911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思考了“小民族的文学(literature of small nations)”的许多优势，他讨论的是华沙当时的意地绪文学和他所体验的当时的捷克文学。德勒兹(和瓜塔里)还结合卡夫卡1921年6月和8月间致布洛德的信中关于犹太德语文学的讨论，将日记中所谈到的微观政治和书信中谈到的语言问题结合起来，提炼并发展出“小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但他们并非简单地重复卡夫卡的观点，而是大大扩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他们看来，小民族文学并不指任何特定的文学，而是指“位于伟大(或既定)文学中心的革命条件”，是“所有文学的革命力量”(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18，19)，是文学的生成革命。小民族文学是他们所提倡的一种写作方式和语言使用方式。 罗纳德·博格(Ronald Bogue)指出这个概念的一个新颖特点就是包括了三种不同的文学：“次要文学(secondary literature)”“实验文学(experimental literature)”和“边缘文学(marginal literature)”或“少数族的文学”，如女性文学、同性恋文学，后殖民文学等(“Minor Writing and Minor Literature” 105)。因此可以说，小民族文学不只是由少数族裔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而是“一切语言实践的革命潜能，通过在表达与内容之间生产多样的关系和关联而向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阐释的二元对立形式发起了挑战”(Hayden 96)。正是因为具有这一“革命潜能”，小民族文学才与同样作为“纯粹潜能”的事件密切相关：对语言进行解域化使用，促进语言的断裂和生成，从而解构作为语言常量的权力关系，促进生成新的身份，这是语言事件；通过不断地解域社会中的克分子组装，释放出非有机、非个体的生命的欲望之流，进行各种生成，从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命体验、生命形式和生命的可能性，让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现实化；小民族作家通过参与表述的集体组装创造出新的身份和民族，从而参与或促进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现实化。由此可见，小民族文学是一种真正的事件文学。 事件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家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生命事件，关注的是读者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接受这些生命事件，从而让它们颠覆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等。因此可以说，这正是伊格尔顿所期待的“文学伦理学”。这与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对此时此刻有“事件”发生的叩问和描绘中，试图靠近“那种尚未被意识所捕捉的对事物、时间和空间的原初感受力”(周慧87)，展现出尚未被意识捕捉到的各种生命事件。虽然德勒兹和巴迪欧对“事件”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我们通过将二人的“事件”概念结合起来，并结合德勒兹的一个重要概念“小民族文学”重新思考文学理论，可以在“理论之后”的一片荒芜之地上发展出伊格尔顿所期待的那种“文学伦理学”，从而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指出一条新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