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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最后？你是最后一个？他们在卖什么？” “谁也不知道，但我希望是什么好东西。可能是手套，我的手冷。” 俄裔美国作家奥尔加·格鲁辛(Olga Grushin)的《排队》开头荒诞得如同一出苍白现实版的“等待戈多”。 谁也不知道那街角的售货亭要卖些什么，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门营业，在太阳早早落山的冷天里，人们在街角排着长队；冬去春来，女教师安娜、她的丈夫大号手谢尔盖、她的儿子亚历山大一家人都在排队，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番等待的结果，甚至不清楚自己等的是什么。最终，人们得知这个售货亭将出售大音乐家瑟林斯基音乐会的门票，一共只有300张门票，每个人只能买一张票。 安娜渴望这张票，最初是为了母亲。她寡言的妈妈曾是著名的芭蕾舞者，因怀上安娜而告别了舞台，告别了芭蕾所代表的荣耀、青春和高雅生活，安娜必须用这场音乐会补偿亏欠。挫败的谢尔盖一定要去音乐会，以便把自己写的乐谱递给瑟林斯基，得到一份来自音乐偶像的肯定和赞誉。少年亚历山大不想听音乐会，他要倒卖了门票，坐着火车去东方，看看梦中的大海、落日、鲸鱼、雀鸟。 时光飞逝，排队仍在一日日进行中。每一天留言和揣测都纷至沓来，人们成为朋友或敌人……最后故事的结局接近于《麦琪的礼物》——亚历山大一夜夜排队，安娜与谢尔盖放弃了工作，安娜母亲当掉钻石凑足票钱——他们相互原谅，无私地贡献自己的诚意与能力，争相为对方争取音乐会可能代表的生活转机。然而，在排队一年之后，在门票最终开售之时，他们一家人错过了。之后他们得知——那并不是瑟林斯基音乐会的门票；瑟林斯基不会来了，他可能早就死了。 《排队》以“等待戈多”的荒诞开场，以“麦琪的礼物”的人性收尾，书写了极权社会中的个性与尊严，描绘了在压抑、贫瘠的社会中，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普通人如何努力夺回内心的自由。 正如作者奥尔加·格鲁辛所言，本书的创作灵感源自前苏联一次长达一年的排队事件。1962年，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的邀请，回故国访问。这是他去国半世纪后第一次回归故土……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 书中，斯特拉文斯基变成了瑟林斯基，时间轴做了大的调整。本书的时间线设在“大变化”——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37周年，按照实际历史推算应该是1954年，但是格鲁辛在书末的“史实记注”中告诉我们本书借鉴了“苏联历史的三个不同时期：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压制时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奥尔加·格鲁辛1971年生于莫斯科，前苏联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女儿。她是史上第一个申请到美国大学本科生课程的俄国学生，前苏联巨变后留在美国工作，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口译。 读过格鲁辛2006年处女作《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的读者会对本书的灰暗氛围感到熟悉，在《排队》和《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中，她笔下的前苏联干枯、缺乏生机，甚至连那种令人厌烦的氛围都有相同之处，但两部作品还是有显著不同。苏哈诺夫向制度的妥协是自愿而又带着犬儒性质的，但是现实的压迫并未使谢尔盖完全忘记少年理想。 格鲁辛娴熟地书写着笔下人物的命运发展，每一个人物背后都蕴藏了惊喜，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栩栩如生，读者读到最后才真正懂得文字背后的深意。就像书中的谢尔盖一样，他突然意识到“对照另一广阔、黑暗、客观的巨大存在，不论称之为上帝，或者历史，或者，简而言之，人生，他个人的体积实在太渺小了”，格鲁辛也深深认同这个观点。她赋予笔下角色以个性和尊严，她对他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体制的轻视，这种同情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本动人的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