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惮于表示对江苏当代文学的偏嗜。“江苏作家群”总那么生龙活虎而非死样怪气，自然率真而非扭捏作态，接地气而非飘在半空，恢宏磅礴而非小鸡肚肠。即使缺点也悍猛可爱，因为不善遮掩。在他们那里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更多的真实。
    最近有幸获赠《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反复披览，益发加深了我对江苏作家的敬意。丛书十六册，洋洋大观。看入选作家目录，至少有两个特点。
    首先时间跨度大。五代作家各领风骚于一时，彼此有代沟，又不失一种巨大的历史连续性。代表人物，第一代是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三四十年代转入戏剧电影、八九十年代纪实性散文随笔轰动一时的陈白尘，第二代是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八十年代“鲜花重放”的胡石言、高晓声、陆文夫与张弦，第三代是“新时期作家”朱苏进、范小青、赵本夫、庞瑞垠、黄蓓佳、储福金、周梅森，第四代是80年代后期“先锋”或“新锐”作家苏童、叶兆言、韩东，第五代是9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毕飞宇。代有才人，风神各异，但曾交集于八九十年代文坛，人事并不隔膜，而气类相近，仿佛有一条贯穿的红线，一种抹不去的“家族相似”。
    其次，该丛书凸显了当代江苏作家另一个特点，即大多穿行于小说、诗歌、散文、绘画、书法、戏剧、电影、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学术研究等多种文体和多个领域，很少拘于一隅，画地为牢。这表征着充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以电影为例，江苏并非戏剧电影工业重镇，但江苏作家作品改编成戏剧电影的比率为何那么高？陈白尘、胡石言、张弦、黄蓓佳、周梅森、朱苏进、朱文等为何有那么强烈的戏剧电影意识，甚至如陈白尘、张弦、朱苏进、朱文后来干脆告别小说而投身戏剧电影？他们的文学为何仿佛天然地亲近戏剧电影？是否因为江苏作家更有“故事”，更能触动普通人的神经？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上述两点是“江苏作家群”得以成立的内在根据。我过去关注过“南京青年作家群”，也指导过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现在若有人愿意将当代江苏作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随着这套丛书的出版，条件也已成熟。
    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纂始于80年代初，高校现当代文学学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发挥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当时主要关注50、60、70年代老作家，80年代作家（包括“重放的鲜花”）正值创作井喷期，来不及将他们纳入研究资料丛书，他们自己也不愿提前入史，成为“资料”。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鲜花”纷纷谢幕，“新时期作家”也过了巅峰期，可以进行整体观照了，于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等纷纷组织学者批评家陆续推出一些作家研究资料，但零散不成系统，远无80年代初那种声势。在这背景下，系统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问世不仅是江苏文坛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资料建设的一次壮举。
    过去编作家研究资料，重资料收集，避免带入编者的私意。通常不写序，即使写，也限于交待编辑过程，或三言两语的评说。《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则不然，每本书前面编者的长序是一大亮点。这些长序以“某某作家创作论”为统一标题，不仅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大背景下详细梳理作家的创作历程，分析作家的文学观念，阐述作品的分类与特色，评价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且对以往关于该作家的研究评论提出编者自己的总结与反思。编者不偷懒，不藏拙露怯，这样读者就可以拿自己的阅读体会来判断编者关于作家和其他研究者的论述是否得当。如此负责的编纂方式自然对读者大有益处。
    比如丁帆教授《庞瑞垠创作论》让我首次认识到过去不太为文学研究界所重视的报告文学家庞瑞垠的政治担当和文化反省的意义。我相信许多以小说研究为主业的同行们对庞瑞垠及其报告文学坎坷之路的了解都很有限。尤其丁帆教授着重介绍的庞瑞垠对民国往事的钩沉，在我们理解庞瑞垠乃至整个江苏作家群的文化政治底蕴时十分关键。这方面我们都亟需补课。
    王彬彬教授《高晓声创作论》提出一个挑战性观点，他认为高晓声曾被打成右派，“新时期”又因农村题材小说备受争议，这就使他一直心有余悸，不敢彻底揭露所亲历的农村生活真相，总是“戳上一个洞”，又赶紧“包包扎扎”，“搞一点模糊”。创作如此，“创作谈”也如出一辙。这就很容易误导研究者，而一些研究者真的被误导了，因此“高晓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误解的作家”。当代文学研究者不仅面对作家不敢直言不讳，面对同行也是讳莫如深，久矣夫不见如此大胆真诚的剖析论难了。
    刘志权《张弦创作论》、沈杏培《胡石言创作论》、王尧《陆文夫创作论》不约而同谈到50年代初跃上共和国文坛并很快饮誉全国的这三位作家如何在80年代焕发文学青春，而在80年代中期面对年轻一代作家所推动的文学新潮时，又是如何陷入疑惑、疏离和逐渐退隐的困境。三位编者都没有简单评判老作家们秉持的社会政治理念和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也没有简单评判至今都说不清楚的“85新潮”及其后续文学运动的功过是非，而是以事实材料的铺排启发我们思考，从“新时期”传统现实主义的艰难苏醒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至新世纪的大转折，中国文学究竟获得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将来文学史家肯定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而这三位编者的序言已经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路径。
    顺着王尧、刘志权、沈杏培的思路，再看晓华、张光芒、张宗刚、黄发有、何平对范小青、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蓓佳的论述，就不难理解编者的苦心了。他们强调这五位作家难以定位，也是不约而同。这五位都属于实力派作家，持之有恒，成果丰硕，但现有的文学史框架很难给他们清晰的描画，因为他们恰好处于上两代老作家和后面更年轻的新潮作家之间的尴尬地位，而无论上两代作家还是后面的新潮作家都已经有清晰的文学史定位，唯独处于他们之间的这五位作者总显得面目模糊。这就逼迫我们思考，作家在文学史上面目清晰或模糊，都是一定的文学标准和文学观念作用的结果，让陈白尘、胡石言、高晓声、陆文夫以及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面目清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标准为何必然令范小青、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蓓佳的面目趋于模糊？是不是我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标准太过简单和现成，适用于这一群的就不适用于另一群？换一种观念和标准，清晰的会不会模糊，模糊的会不会反而变得清晰？
    晓华分析范小青创作，就看到这种可能性。范小青小说头十年缺乏清晰定位，90年代以来却越来越显出独特的风格和主题意识，但学术界始终缺乏把握范小青的能力，这就暴露了流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标准的问题。张光芒教授《赵本夫创作论》结论部分说得最清楚，他认为学术界对赵本夫三个阶段的创作虽然都有及时跟踪，但未能充分发掘其丰富内涵。张光芒呼吁要换一副眼光考察赵本夫“对普遍性创作思潮或流派的超越”，看来很有必要。
    丛书收集整理江苏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但所揭示的文学史现象已超出江苏一地，指向中国文学诸多普遍和根本的问题。
    作家祖籍、出生地、教育和成长环境、工作单位、终老之所和作品时空背景共同造成文学的地方性或地域性特征，但这些因素实际起作用的方式千差万别。编委强调“20世纪以来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江苏，或在江苏有较长时期的创作活动，且有较突出的文学成就和影响的作家”才算“当代江苏作家”，这固然无可厚非，但说“籍贯虽在江苏，但未在江苏较长期生活和工作的作家，不在本丛书收录范围”，则似有可议之处。“东北流亡作家”早就离开东北甚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仍旧称之为“东北流亡作家”，因为他们的主题和取材始终和东北有关，“流亡”倒不是主要的，抗战时期谁不在“流亡”？在这意义上，汪曾祺、张贤亮和同样离开江苏的魏微、徐则臣、盛慧、葛亮等是否也可划入“江苏当代作家”之列？若继续编下去，还应增加朱文、顾前、鲁羊、鲁敏、荆歌、朱文颖、叶弥、刘立杆、罗望子等一大批。老作家至少要加上辛丰年。但愿这只是我的多虑，编委们或许早就有所谋划了。
    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对前三代作家创作和研究中的缺点论述颇多，对先锋和新锐作家创作及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明显提示得不够，甚至暂付阙如。这恐怕也是后续编纂工作值得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