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与今天的莎士比亚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年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大众娱乐的手段，而不是今天的高雅艺术。莎士比亚创作那些戏剧也不是为了流芳百世，而是为了赚钱谋生。上演他作品的“环球剧场”是一个普通层次的剧场，票价相对低廉，观众也多是劳动人民。他们工作一天之后，到剧场中休闲娱乐，为精彩的故事喝彩，就像在酒吧饮酒一样，获得一种乐趣。因此，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粗俗的玩笑、侮辱性的骂人语言、具有轰动效应的剧情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娱乐的口味，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莎士比亚变成今天的莎士比亚，有一个逐渐“圣化”或“经典化”的过程。他的竞争对手曾经嫉妒他的成功，骂他是“暴发户”。在那个时代，他并不比其他剧作家更出名，只有少数同行称赞他是奇才，认为他虽未上过牛津剑桥，甚至没有高等教育背景，但对人性有深刻洞见。本·琼生（Ben Jonson）说，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17世纪的戏剧家、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称赞莎士比亚作为当代作家并不比古人逊色，其成就可与古希腊、罗马最优秀的作家相媲美。“他天赋学识，能直观宇宙万物，无须博览群书以知自然。他只需内窥其心，即可发现宇宙真理”。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内部。
    然而，在18世纪之前，没有人把莎士比亚当成“神”，在演出过程中，他的剧本被改编、删节、篡改，那种随意的态度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也是在18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和评论家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称赞莎士比亚拥有巨大的独创性，认为他的想象力没有局限，而是体现了宽广的包容性。他刻画情绪的欢愉与愤怒，人性的伟大和可笑，脾性的圣洁和虚伪，包括最强烈的激情和最无聊的感受。著名学者、辞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反对法国评论界指责莎士比亚违反“三一律”，认为正是因为他超越了古典戏剧的常规，才能够更加自然地反映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性。他所反映的是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真理，不受某个特殊地区的风俗习惯的限制，不受一时风尚和一度流行见解的局限。
    莎士比亚的“神化”和“圣化”过程在19世纪才得以真正完成。正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莎士比亚成为名人专题演讲的对象，这些名人包括柯尔律治、赫兹利特、兰姆、德昆西等。1828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英国文学教授”一职，第一任英国文学教授托马斯·戴尔也加入了专题演讲的行列，说明莎士比亚已经进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课堂的一部分。
    在19世纪中期，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称莎士比亚为“诗圣”、“诗人英雄”，认为他像其他领域的英雄一样，有高于生活、高于一般人性的伟大，因而受到了社会的顶礼膜拜。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莎士比亚具有轩昂的气宇，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在文学上已经达到无人可及的高度：“把九重天作为他的家园”。随着宗教的衰微，阿诺德认为文学将取代宗教成为世界的精神寄托，而莎士比亚作品由于对“人类灵魂必须忍受的一切苦痛，一切阻碍人的弱点，一切折磨人的心酸”的无双表现，将具有精神向导的意义。A.C.布拉德利（Bradley）揭示了莎士比亚悲剧人物的外在冲突与内心冲突的关系，认为其震撼力来自这些高大的主人公的“毁灭”，以及他们在终极力量面前的“无力感”。他的深刻而专业性的分析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莎士比亚研究。
    20世纪的莎士比亚研究更加深了这位诗人戏剧家的神秘化。莎士比亚变成了一个精英文化、纯文学的代表，被用来承载了更多的英国价值和文学价值。他变得博大精深，深不可测，非一般人能够完全理解和把握，因此似乎与一般大众读者形成了很大的距离。虽然电影和剧场仍然在上演莎士比亚，但是他似乎与大众文化没有太多关系。相反，他代表了一种高雅，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纯学术的兴趣。
    从这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在过去四百年中经历了一个他称之为“沧海之变”的发展过程，由“下里巴人”逐渐变成了“阳春白雪”。莎学专家戴维·科斯特·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在《莎士比亚与书籍》（Shakespeare and the Book，2001）中探讨了过去四百年中“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这个问题，揭示了各种媒介的改编和后世演出的不断添删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莎士比亚。因此，莎士比亚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对此感到惊愕。笔者认为莎士比亚在不断地被出版、被演出、被评论的过程中，逐渐从市井走向了大学，由大众走向了高雅，最终被塑造成为一个永恒艺术的化身。
    二
    今年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为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举行了隆重而持续的纪念活动。4月23日，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莎翁故乡斯特拉福举行了“莎士比亚日”盛大纪念活动，多位著名莎剧演员表演了莎剧片段，出席活动的政要中也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官方策划了持续一年的“纪念莎士比亚：全世界都是舞台”的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开启了“永恒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Lives）网站，持续报道在世界各地上演的和改编的莎剧，为世界各地的网民提供学习莎剧公开课、观看莎剧影视频、玩莎剧游戏、学习英语、为贫困国家儿童教育捐款等服务。
    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还把以“国家和国王”为主题的莎剧巡演带到了中国；英国国家剧院在中国各大影院展映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电影；英国壁虎剧团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将莎剧《仲夏夜之梦》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结合起来，改编成现代话剧《惊梦》。在英国，除了各大剧院上演莎士比亚戏剧外，其他文化机构也在围绕莎士比亚主题开展活动：各大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图书，各大图书馆展示莎士比亚善本，各个大学举办莎士比亚研讨会。
    对于任何一个单个作家来说，这样规模的纪念活动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年也是《简·爱》作者夏洛特·勃朗特诞辰200周年，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勃朗特的纪念活动，只有莎士比亚能够独享盛大纪念活动的荣耀。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几百年中，英国举行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所产生的累积性效果：莎士比亚已经被“神化”和“圣化”为一个文化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讲，莎士比亚就是英国文学，就是英国戏剧和诗歌。他代表了英国文化，代表了高雅、品味、思想、哲理、历史、传统、幽默等等。
    然而，仔细审视莎士比亚，人们会发现他并不是纯粹的文学，也不是纯粹的精神追求。在莎士比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利益关系和利益追求。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资本，像马克思所分析的物质形态的资本一样，它可以为持有者带来经济利益或利润。莎士比亚著作的全球销量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解决了成千上万学者和大学教授的就业问题；莎士比亚旅游业带动了莎翁故乡斯特拉福的发展；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每年带来的收入可能不小于斯特拉福的地方财政。
    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虽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但它拥有一种“象征权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软实力”。联合国已经将莎士比亚生日定为“世界英语日”（English Language Day）和“世界图书与版权日”（Book and Copyright Day），这等于是将莎士比亚等同于英语、等同于图书。莎士比亚的光芒完全覆盖了在同一年去世的另一位世界级文学大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同时也覆盖了同一年去世的中国最伟大剧作家汤显祖。莎士比亚增加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加了英国文化的可见度，增加了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自豪感。
    在当今，莎士比亚为英国政客提供了各种语言表达的力量，各种现实情景的比喻。英国公投“脱欧”，卡梅伦首相辞职，保守党内部上演了争权夺利的大戏。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遭暗算，被迫退出首相角逐；从前的盟友迈克尔·高夫（Michael Gove）为了一己之私，不惜从背后捅刀子。在媒体看来，鲍里斯·约翰逊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撒大帝，他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是死在其部下布鲁特斯的手中。自撒切尔夫人以来，“弑君”的大戏在英国政坛多次上演，以至于莎士比亚戏剧多次被搬出来说事，这些莎剧包括《理查三世》、《麦克白》、《裘力斯·凯撒》。
    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莎士比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人物或者历史人物，他已经被英国人内化为民族意识的一个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发挥作用。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心目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有皇室、莎士比亚、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乡村田园。而国际民意调查更是将莎士比亚推到了英国最伟大的文化符号的首位。莎士比亚能够在众多英国文化符号中几乎高居榜首，说明他对英国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中，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被用来代表英伦三岛的神秘力量和无限魅力；这也是为什么莎士比亚会被印刷在2015版英国护照上，代表英国国民性，使英国国籍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