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5岁的谭元寿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定军山》。光明图片
    
    2010年10月，京剧老生流派经典演唱专场在京举行，“谭门三代”谭元寿（中）、谭孝曾（右）、谭正岩（左）同时亮相舞台。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谭元寿在京剧电影《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光明图片
    在戏曲界，谭家是绝无仅有的传奇。
    谭元寿的高祖谭志道，是谭家入京剧行的第一代，他出道时，京剧甚至还没有最终形成，当时被称为徽调。1847年，谭志道的独生子出生在北京大栅栏地区，他就是谭家最著名的人物——谭鑫培。
    谭鑫培创始的“谭派”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流派。20世纪初期，京剧已风靡全国，京剧界甚至形成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
    1905年，谭鑫培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京剧电影——《定军山》。那时，上至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都赞叹“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这个“叫天儿”就是指谭鑫培。梁启超曾说，“四海一人谭鑫培”。
    谭鑫培的第五个儿子谭小培，是谭门第三代的掌旗人物，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了又一个“谭派”响当当的人物——儿子谭富英，即谭元寿的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迷谭富英的戏。
    “我记得1950年，父亲等人在朝阳门内陆军医院礼堂合演《武家坡》。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特地赶来观看。我当时在后台伺候父亲，听说毛主席来了，扒开台帘一看，正赶上毛主席把烟掏出来，给了我祖父谭小培一支，他自己拿一支，然后拿上火柴，给我祖父点烟。当时，周围人都特别吃惊，说从没见毛主席这样主动给人点烟。父亲唱完戏后，毛主席还说‘我在延安就听到你的声音了，现在到北京亲自看到你的戏，确实唱得非常精彩’。”
    谭孝曾是谭元寿的长子，也是“谭派”第六代传人。而今，谭孝曾的儿子谭正岩，已成为“谭派”的第七代传人。
    学戏
    1928年，谭元寿出生在北京大栅栏大外廊营。10岁那年，祖父谭小培把谭元寿送入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坐科，并留下话“该怎样管教就怎样，不必手软”。
    科班就在离家不远的西珠市口路北45号（现晋阳饭庄），但按科班的制度，学生平时不许回家，一年只能放三天假。腊月二十七演完封箱戏后放假，除夕晚上必须返回科班，准备大年初一的演出。
    这是富连成30多年的老规矩。
    谭元寿回忆说，在富连成科班的七年学徒生活，简直就是“七年大狱”。七年中，他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十天。
    科班讲究“打通堂”，一个人淘气，全班同学都跟着挨打，趴在板凳上挨竹板，常常是挨了板子之后下不了板凳，谭元寿都是由师兄弟抬下来的，走路都难。
    可是，该练功的时候还要练，该拿顶的时候还要拿顶，根本没有专门休息养伤的时间。
    谭元寿师从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王连平、茹富兰、刘盛通等名师。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有一次，跟着雷喜福先生学《受禅台》，这出戏有一大段“二黄”唱腔，连续唱十五个排比句“欺寡人”。雷先生打学生特别狠，在京剧界是出了名的，所以，谭元寿一见雷先生就紧张。
    雷先生让谭元寿背唱词，刚一点名，他就发怵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雷先生当即拿起板子就让他趴下。谭元寿只好趴在板凳上，然后，板子就朝他的身上打去。
    七年科班受的苦，谭元寿无怨无悔，唯一遗憾就是科班没有开设更多的文化课程。富连成也有文化老师，但都是晚上练完功才开始上课，老师水平也有限，七年里他学会的也仅仅是《三字经》《百家姓》。
    但是对于富连成，谭元寿一直充满感激。
    纪念富连成成立百年时，谭元寿说，不可否认，清末成立的富连成，是历经几十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科班，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有许多不足。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培育出那么多挑班的、挑梁的，或者优秀的人才，必然有它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谭元寿认为富连成的成功主要在于这“三件法宝”：
    一是严格教学。这主要表现在“打戏”和不分亲疏这两个方面。不要说谭家和富连成的叶家、箫家是亲戚，就是叶家和箫家的亲儿子，不但要挨打，甚至要加倍。“打戏”贯穿到富连成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有效地克服了学生的惰性和散漫。今天的教学严禁“打戏”和体罚，但是那种严格执教的精神确实需要后来人学习和继承；
    二是注重舞台实践。演出是科班最重要的必修课。在谭元寿的记忆中，富连成科班没有一天不演出。一年到头，从来不许回家，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因为表演艺术一方面靠教学，一方面靠感悟，许多艺术的“奥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的兼学、并重。昆曲是“百戏之祖”，非常适合奠定规范的基础，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皮黄戏。谭元寿说，当年自己武戏学演《长坂坡》《连环套》，文戏学演《空城计》《乌盆记》。因为有了《长坂坡》的底子，唱《定军山》时就不会因为开打而造成负担。有了《空城计》的底子，演《连环套》时就不会因为胡琴一响就发愁。
    后来，谭元寿出演《野猪林》《打金砖》《沙家浜》，甚至在80岁时依然演出《定军山》，这都不能不感谢富连成科班“文武昆乱兼学”的教学方针。
    演戏
    程砚秋先生和父亲谭富英带着谭元寿唱《汾河湾》，开始了一个孩童的演出生涯。
    那一年，谭元寿才5岁。
    当时，在北京的开明戏院、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谭元寿与父亲谭富英、名旦王幼卿同台演出《汾河湾》。不久，在上海黄金大戏院的海报上，也出现了他与谭富英、程砚秋同台演出《柳迎春》的广告。
    演出海报均以大字写着：谭鑫培玄孙、谭小培令孙、谭富英令郎、五龄童谭百岁在今天《汾河湾》或《柳迎春》中客串薛丁山。
    每逢演出，5岁的谭元寿便身背弹弓，手持长枪，一出场就赢得满堂彩。
    尚小云先生见到谭元寿时，他才8岁。尚先生跟他说：“等你长大了我带着你唱戏！”
    虽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谭元寿与尚长荣先生合作了30多年。
    在科班演出时，谭元寿就已担任起大轴戏《大溪黄庄》的一号角色——褚彪，而且还演出了文戏《战樊城》《群英会》，武戏《洗浮山》《长坂坡》等。
    虚岁十七这年，谭元寿出科，正赶上变声，就在家调养并继续学业。
    谭元寿心里一直有个谜雾：自己虽然迷李少春，可是毕竟是“谭派”的正根，父亲怎么那么积极地让自己跟李先生学戏呢？
    父亲的解释，谭元寿至今铭记——
    “什么是谭派？谁好，就学谁，这就是谭派。古往今来的大学问家都是学无常师，要博学就要转益多师。你曾祖常说这么两句古话，叫作‘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你曾祖是金奎班坐科，你爷爷是小荣椿坐科，我的开蒙老师是陈秀华先生。当时你曾祖在世，后来又把我送到了富连成，都是你曾祖的主张。出科后，你祖父就带着我去拜余叔岩先生。我们都不能只靠家学，闭关自守是学不出来的。就说你曾祖，他的老师就有余三胜先生、程长庚先生、王九龄先生、孙春恒先生等，不下十几位先生。学习了各个流派，最后学成了自己的谭派。路总是要越走越宽，不能越走越窄。”
    这一番话，道出了“谭派”之所以根深叶茂且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秘籍”。回忆当年跟李少春学戏的情景，谭元寿说，李少春是自己的“偶像”——
    “我敬他为师，他支持我鼓励我，他演《野猪林》我也演，他演《打金砖》我也演，他演猴戏我也演，没有服装他借给我用，他教导我唱文戏要讲究劲头儿，武戏也同样要讲究劲头儿，等等一些艺术经验，直至‘文革’中他把我接到家中给我和孝曾说戏。当然传承李派艺术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李光、祝元昆、马少良、李浩天、李宝春等，我们一起把李派艺术传承了下来。”
    就在谭元寿犹疑自己如何继承“谭派”艺术的关键时候，祖父谭小培和父亲谭富英为他指出了一条出乎他预料的发展道路，那就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多学、多看、多演，自由发展，大胆闯练。
    此后，谭元寿曾先后随叶盛兰先生创建的金生社、叶盛兰京剧团等搭班演出。荀慧生先生也特邀谭元寿参加他的剧团，为他配演二牌老生。
    这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是至高的荣誉。
    谭元寿20岁那年，梅兰芳先生亲自打电话请他从上海赶回北京，陪梅葆玖在北京唱第一场戏。在家中，梅兰芳给谭元寿和梅葆玖说《打渔杀家》《大登殿》。
    这是谭梅两家深厚情谊的延续，也被谭元寿视为一生中的幸事。
    后来，谭元寿在上海为抗美援朝募捐义演，连演了15场《野猪林》。其间，周信芳先生专程来看谭元寿的戏，并请他到自己家中做客。
    周信芳对谭元寿的演出予以高度评价，还特别提示他如何运用眼神和身段，说这两点是体现人物的关键，鼓励他向老祖宗学习，文武兼备。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谭元寿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京剧团，随团赴朝慰问志愿军。
    战场条件艰苦，部队只能用防空木材搭建临时舞台，或在山坡铲平一块土地，谭元寿与京剧团战友们就在这样的场景下出场演出。
    三个多月的演出中，天气渐冷，达到了零下二十多度，但谭元寿仍要穿着单薄的抱衣抱裤，在又冷又硬的土地上摸爬滚打。
    在谭元寿赴朝期间，父亲谭富英也接到了赴朝慰问演出的命令。而彼时，谭小培先生已病入膏肓，他把谭富英叫到床前说：“豫升，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国事为大，不用惦记我。你就放心走吧。”
    谭富英拉着父亲的手说：“您一定要等我回来！”便毅然奔赴朝鲜前线。
    虽然，父子俩在朝鲜战场互相牵挂，却始终没有见过一次面。谭富英所在的慰问团到达丹东时，家里传来谭小培先生逝世的噩耗，而谭元寿一直不知道祖父逝世的消息，当他回京获悉此事后，顾不上回部队换衣服，便急忙奔赴家中。
    谭元寿来到供奉祖父遗像的灵堂大喊：“爷爷，我回来了！”泪水夺眶而出。他正要下跪磕头，发现自己还穿着军装，遂立正致以军礼。
    入戏
    20世纪50年代，谭元寿随父加入了北京市第一个国营京剧团——北京京剧团，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在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亲自给我说戏，张君秋先生器重我，从演韩琪到杨六郎直到后来跟他同演《龙凤呈祥》的刘备，裘盛荣先生主动邀请我同他一起演全部《将相和》和全部《连环套》，使我的艺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这一时期，谭元寿演了很多现代戏，《秋瑾传》《智擒惯匪座山雕》《草原烽火》……他扮演的徐锡麟、少剑波、巴图等艺术形象至今仍存在老观众的记忆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沙家浜》里的郭建光。为塑造这个角色，谭元寿与赵燕侠等主动申请到部队锻炼。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中，他逐渐感受到了革命军人的思想面貌，找到了剧中人物举手投足的生活依据。
    《沙家浜》有一场戏是郭建光与沙奶奶叙家常，有给沙奶奶运送稻谷、扫地等细节的展现。由于长期演出传统戏培养出来的台风，谭元寿的表演还是给人一种端着架子的感觉。
    为了演好这一系列动作，谭元寿仔细观察勤务员扫地的姿态，并反复模仿。就这样，经过不厌其烦的揣摩、排练，一个鲜活、立体的“郭建光”形象“立”了起来，成为谭元寿所演的角色中，分量最重、也最完美的艺术形象之一。
    1971年，京剧《沙家浜》被拍摄成彩色电影后，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文革”后，京剧一度衰落，观众稀少，上座率越来越低。北京京剧团的谭元寿和团长赵燕侠根据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和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的意见，组成了自负盈亏的实验小组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取得了经济上和艺术上的双丰收。
    同时，谭元寿更是带头推出了一出又一出的拿手戏。
    当年，李少春演《打金砖》是一绝。如今，谭元寿的《打金砖》深得李少春及其父李桂春的精髓，“刘秀”演得精彩至极。
    唱功上，谭元寿韵味好、感染力强，耐听，尤其见功力的那几十句唱中的“改三年，为三月，改三月，为三日，改三日，为三时……”声情并茂，层次鲜明，节奏感强而又浑然一体。
    舞台上，锣鼓催起震人的音律，谭元寿急促上场，左遮右掩，在繁重的唱段中，一正，一反，接连两个“吊毛”，起得高，落得轻，恰如风扫落叶，一扫而过，“硬僵尸”，落地无声，袍巾盖面，不偏不倚，干净准确，引人入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最后一个“抢背”，衣巾仍正覆盖脸上，动作轻便，难度很大，纯熟、洗练、优美。
    观众看呆了。一个因怕鬼索命、魂魄俱裂、肝胆皆吓破的刘秀“活”现眼前。此时，乍一两位冷静、清醒的观众报以掌声，接着全场为之轰动，继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从此，这出《打金砖》成为谭元寿的代表作。
    1972年，谭元寿受到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邀请，参加了欢迎和欢送尼克松总统的盛大宴会，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改革开放后，京剧迎来了希望，全面恢复了传统京剧的演出。
    谭元寿由此迎来了自己京剧舞台艺术上的又一个高峰。
    1997年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在香港特区冉冉升起，此时的谭元寿正在香港新光戏院演出《大登殿》。
    谭元寿说，自己曾无数次赴港演出，而这一次却非比寻常，观众的掌声格外热烈，这不仅是送给演员的，更是送给祖国的。
    人品
    “京剧的创始人之一，我的曾祖父谭鑫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为京剧老生行当整理和改编了近百出剧目，流传至今，他老人家创造了京剧第一个流派，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他开创的谭派艺术是我们这些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遗产。”谭元寿说，自己跟随了父亲谭富英一生，其光辉灿烂的艺术巅峰是自己攀登的目标。
    直到晚年，在完成了“音配像”工作之后，谭元寿仍坚称，自己的艺术水平无法与父辈相提并论。
    有一次，几位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朋友看望谭元寿，他恳切地说——
    “我今天拜求大家一件事情。今后，你们对别人怎么称呼我不管，但是千万不能在我的名字前面使用‘艺术家’三个字。因为在你们看来，我父亲是艺术家，四大名旦是艺术家，把我与他们放在一起，一视同仁也称为艺术家，这实在让我无地自容了。”
    数年前，南北京剧三代名家会聚上海，有的青年演员恨自己生不逢时，羡慕老艺术家成名早，有人就问谭先生是哪一年成名的。
    应该说，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谭元寿却不假思索地说：“我现在也没有成名呀！”
    回答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惊叹四座。
    谭元寿总说，自己的水平与堪称艺术家的老一辈相距太远了——
    “父亲完整地继承了谭鑫培、余叔岩先生的艺术体系，成为正宗老生的标杆，他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我一生悟出其中至深的哲理，这些做人之道也始终指导了我一生。”
    “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我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陪伴我一生的爱人。她替我孝敬祖父、祖母、伺候父亲、母亲，照顾弟弟、妹妹，为自己养育儿女，看护隔辈人。她伺候了谭家五代人，我最感到对不起的，就是她，我只有好好活下去，继续为京剧效力，才是对她最好的回报，这也是我爱人的最大心愿。”谭元寿说。
    2003年，“非典”肆虐京城。此时，谭元寿接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光荣任务，赶排了京剧《非常家庭》。
    谭元寿带着儿子、儿媳、孙子赴抗击非典第一线慰问演出，共演10场，深受医务工作者欢迎。那一年，谭元寿已经72岁高龄。
    在谭元寿舞台生活八十年座谈会上，回忆自己走过的艺术人生，这位老艺术家感慨良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党和国家始终给予了我以及‘谭派’艺术七代人崇高的荣誉和强有力的支持和关怀，谭家才有了七代人从事京剧老生艺术的奇迹般的历史。”
    谭鑫培的陵墓于2005年被国家定为文物保护；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谭小培就被聘请为中国戏曲学院十大教授之一。
    谭富英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界人士，并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2006年举行的谭富英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规格之高，影响之大，在京剧界实属罕见。
    谭元寿的儿子谭孝曾已是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并被聘为中国京剧优秀青年研究生导师。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谭孝曾出席座谈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党给予谭家的殊荣，也是京剧界的殊荣。
    谭元寿的孙子谭正岩毕业于中国京剧优秀青年研究生班，并获得过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演员大奖赛金奖，现在是京剧界重点培养对象。
    “谭家祖祖辈辈沐浴着党和国家的厚恩，这些荣誉不单单是给予谭家的，也是给予我们京剧界的。中国老百姓发自内心常讲的一句话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我要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谭家的今天，也没有京剧的今天。”
    这些话，都是谭元寿的肺腑之言。他说，真诚地希望京剧人发扬“拥抱着取暖，牵着手过河”的精神，发扬好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好京剧艺术，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