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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事件：生成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生命”不是个人的、有机的生命，而是质料—能量流所特有的“非个体、非有机的”力量，它推动质料不断地生产和创造差异，通过无始也无终的生成来生产事件，或让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现实化，从而在“受限制的空间”中，在“不可能”的环境中，与贯穿于其中、决定其行动的各种权力关系不断交锋，“在不可能之间描绘出一条道路”(Deleuze，Negotiations 133)。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谈到的“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生成儿童(becoming-child)”等一系列生成，都是这样的生命事件。生成之所以不断地创造生命事件，或推动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新的现实化，就是为了摆脱社会对人们规定的大民族身份，促使他们进行真正的生命实验，以创造出偏离标准的身份，增强事件本身的解域潜能，从而质疑和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规范、习俗等。 “生成女人”是在传统的男人和女人范畴之间创造出一条逃逸路线，将性别编码解域化，以让人逃离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权力结构，逃离以男人为标准的主导价值，从而让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在印度女作家洛伊的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中，我们看到阿慕通过生成女人质疑和僭越印度的古老礼法：她不顾禁止高种姓女子与贱民男子跨越种姓相爱的礼法，爱上了贱民维鲁沙。而他们相爱不仅是由于身体的、性的吸引，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反抗精神，可以共同反抗偏执狂的欲望(paranoid desire)，后者全面有效地限制、疏导生命的欲望之流，将其辖域在特定的范围内，从而形成和维持大民族身份和既定社会秩序。而阿慕正是因为与维鲁沙相遇，才“生成”了“女人”：就在他们四目相对的短暂时刻，“历史乱了脚步”，维鲁沙看到了阿慕是个女人，这是他一直被禁止进入的事物，“被历史护目镜弄模糊的事物”。在此刻，在维鲁沙的眼中，阿慕不再背负着父权制和种姓制度强加于她的道德束缚，也不再是一位离过婚的母亲，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分子”女人，“微笑时有着深深的酒窝”，有着浑圆、坚实、完美“棕色肩膀”(164)。正是通过生成女人，阿慕才有了新的生命体验，才让生命事件在印度的现代社会中进行了新的现实化。 “生成动物”是解域人/动物的二元对立，让人逃离“人之形象(the image of man)”对人的一切规定，将人类文化解码，从而解放被辖域化在“人”之形象之中的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通过新的欲望生产、新的生成，让生命事件根据新的社会状况、现实条件现实化。在库切(J.M.Coetzee)的《耻》(Disgrace)中，作为殖民者后裔的白人女性露茜·卢里通过“生成狗”进行新的生命实验，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将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从而摆脱自己面临的生存困境。在被三个黑人强奸之后，露茜以一种更适合新南非的方法解决此事：她不像以前的白人妇女那样向警察告发强奸者，要求逮捕并惩罚他们，而是向父亲指出“在眼下，在这里”，这件事完全属于她的个人隐私，与白人群体无关(125)，她无意进一步加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仇恨；她也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离开非洲去荷兰，或者到“一个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去重新开始生活”(227)，而是选择继续留下来，并且留下因强奸而怀的孩子。她决定把自己的土地转给佩特鲁斯，并且嫁给他，以换取他的保护。她开始学习“像狗一样”地生活，即从真正的一无所有开始生活，“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就像那些没人要了的狗一样(229)。如巴顿(Paul Patton)指出的，生成也许是“转向真正的后殖民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112)。② 在《水之灵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Water Spirit)中，奥诺里奥通过“生成工人”让生命事件在独立之后处于后殖民状况之中的安哥拉现实化，以摆脱他“无家可归、无法养家糊口”的生存困境。奥诺里奥曾是安哥拉的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塑造出来的大民族工人：他曾是被“一党制纪律严明的官僚制度塑造出来”(42)的“模范工人”(79)：他“总是其他人的榜样”，在红色星期六总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工作”，是“第一个加入公司人防组织的人，曾因抓住试图偷窃公司财物的小偷受到表扬”，是执政党坚定的追随者(78)；他曾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是个“保守工人”，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模范积极分子(96)。但后来他住的楼房倒塌了，而他凭那点可怜的工资盖不起新房，因此只能铤而走险，在公司债务数目上造假，以收取少得可怜的回扣，但他第一次造假就被老板发现了，因此不得不辞职；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指责他像那些官员一样腐败，坚决要跟他离婚(77—78)。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开始进行生命实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偏离了标准的大民族身份，不再是那个“怯懦的、循规蹈矩的工人——党的模范积极分子”(96)；他完全摆脱了统治阶级所灌输的那一套观念，不再看待一切时都忘不了“权力和权力主义”(98)，而是变的“桀骜不驯，热衷于新思想”(96)，若昂甚至认为他足以成为当时公民运动的领袖(98)。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通过描写各种生成，即对生命事件进行各种新的现实化，以描绘逃逸路线、描绘“实验-生活”的生命之线(Deleuze and Parnet，Dialogues 47)，从而创造出“未来的民族”，该民族的身份是“暂时的，处于创造的过程之中”(Colebrook，"Introduction" 118)。因此，致力于描绘生命事件的文学不是要表现一个已经完全存在的民族，而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表现一个潜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这正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即在谵妄(delirium)中释放出“对健康的创造，或对某个民族、也就是对一种生命可能性的创造”(Dleuze，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4)。这就需要不断的欲望生产、不断的生成，即不断地让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状况、新的历史条件中现实化，从而不断地推动社会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此才能发挥伊格尔顿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的功能。那么作者是如何捕捉到这些生命事件，并将它们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的？而读者又是如何才能理解这些生命事件，并让它们对自己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