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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咏娟 于碎金中寻求学问之道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光明日报 倪咏娟 参加讨论

    
    “碎金文丛”6卷本
    
    《东瀛印象记》中收录常任侠日记
    编者按  近日,商务印书馆推出一套名为“碎金文丛”的精装小丛书,第一辑包括《逆流而上的鱼》(潘光旦)、《东瀛印象记》(常任侠)、《哈佛遗墨》(修订本)(杨联陞)、《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陈达)、《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共六种。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商务印书馆先前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不同于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经典,“碎金文丛”是这些学术名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形式,多为后人精心辑录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
    通往“经典”之路
    在中国传统里,学问之道常被寄予宏愿深望,甚至担负着兴亡的重任。张之洞明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然而,具体到如何窥得学问的门径、掌握读书的方法、寻找思考的角度,又如同格物致知般充满各种具体而微的细节。
    “经典”之于学术的推进,意义非凡。远的不说,且说群星璀璨的民国学术。以1989年“民国丛书”的出版为肇端,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大规模、成系统的整理与出版,已成为持续不断的文化热点,而之后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蓬莱阁丛书”等丛书,皆各具特色,领一时风气之先。从2010年起,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可以说是其中集大成者。其300余种的宏大出版计划,立足于梳理学术史的意图,以及精编精校的品质追求,都体现了民国学术进一步“经典化”的进程。
    经典著作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实上,在那段缔造中国现代学术的“轴心时代”,除了体系完整、卓见频出的鸿篇巨著之外,还有那些闪耀于细处的灵光与妙思,而它们,正是经典的序曲或别录。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碎金文丛”便是着力于展现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些片断与侧面,以“辑零碎而显真知”的方式,充分辑录和整理民国学者们的随笔、书信、日记和自传,追寻大师们求道问学的足迹,寻找通往学术经典之路。
    融贯于生活中的问学
    问学之道,不仅须志存高远,更要求索于日常。“碎金文丛”第一辑中收录了三种日记,即常任侠《东瀛印象记》、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读者从中可感受到学者们融贯于生活里的读书与思考。
    《东瀛印象记》里最值得一读的是常任侠先生于1935年至1936年间的日记。这些珍贵的文字是由沈宁先生根据常先生留下的日记手稿整理的,也属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披露。这部分日记细致记录下常先生在日留学期间读书、观艺的生活,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每日买书的流水账,由此可知他读书亦如流水一般从不间断,这是研究的源头活水。此外,从这些日记中,还可读出当时留日学生的求学环境,如其学术团体、演剧活动,与导师交往等种种,都是颇具启发的指引。
    陈达先生是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主任,也是民国最为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特别强调日常记录的重要作用:“如果不记,有许多事物,就变成过眼的云烟,不留痕迹,以后再无研究的机会”;更甚者,他还赋予其日记有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凡是我所注意的人与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事与事的关系,往往含有社会学的意味。我的观察与思想,有时候不知不觉地入于社会学的领域。”
    收入“碎金文丛”的《浪迹十年》便是陈达先生的笔记体日记,此书记录了其于1934年至1945年间的经历与见闻。上半部《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可视作其学术代表著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田野考察笔记,记载了作者对于国内的粤东、闽西和国外的东印度群岛、马来西亚、暹罗与中南半岛的考察经历,从中可了解《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的写作背景和成书历程。这本书的另一看点是作者1935年在苏联的见闻,此时苏联是作为一种国家道路选择的可能,进入学者视野的。作为社会学家,陈达教授对于苏联的观察,多着眼其机构的运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录朴实细致,富于细节。
    下半部《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则叙述其告别清华园,辗转至云南主持联大社会学系的日子。不仅讲到联大的生活与研究,也旁及对昆明、蒙自与呈贡的点滴观察,生动记录下艰难岁月中的弦歌不辍与风土民情。可以说,这是一份关于西南联大校史的珍贵记录。且由于陈达时任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故其对联大的记录更为平实,也有更多社科学者角度的观察。在这些日记中被当作“研究素材”记录下的零星片段,在今日看来,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亦可追索一个学者的学问轨迹。
    旁逸于论文外的学问表达
    规范化之后的学术,多以论文或专著作为正式的学问表达方式,而在元气淋漓的民国时代,似乎有着更为丰富多样的言说方式和学术生态。
    比如书评,便是一种寻常却又特别的学问表达。海外汉学家杨联陞先生,既有《东汉的豪族》这样的经典论文,更因学术书评而驰誉于学界。学者余英时赞其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碎金文丛”中《哈佛遗墨》(修订本)一书便辑录了杨先生最为精彩的序跋与书评,还另增补了若干诗文。书中收录其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书评经验谈》,文中直言道:“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盖因书评的特别之处在于需做判断,对于文章著作的推进与不足皆需直言,尤其是后者,从中最可见学者的眼光。
    报纸杂志对于民国学者而言,也是当时的“新媒体”。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便热衷于通过撰写时评来观察社会、参与讨论,同时也砥砺其观点。他曾在《学问与潮流》一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假如我们真在一种潮流之内,我们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当如何对付?”“碎金文丛”所收《逆流而上的鱼》中便辑录了其发表在《华年》周刊的大量长短评逸文,分析“青年独身”“儿童公育”“老妇殉猫”等社会现象,阐发了其思考——“时代潮流里的事物未必尽是,社会遗传里的事物也未必尽非”。这种论世与论学兼而有之的文字,至今读来仍有其独特启发。
    学问一事,见微知著,即便是片言鳞爪,也浑然一体。以现在眼光看来,札记、书信、日记等论学方式有其自足的意味,更是于碎片中透露出学问的路径,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相比于正襟危坐写就的经典,这些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可视作酝酿这些经典的“前传”。(作者系商务印书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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