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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事件：小民族语言 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提到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从“词语”的角度谈论事件与结构的关系，指出“词语横亘于结构与事件的接缝处”(200)，以自身固有的“可重复性”不断地将新的意义带入作品的结构之中，从而在“结构”和“事件”之中跳跃，强化和消解作品的“结构”(阴志科，“伊格尔顿”83—84)。引申一下，在词语被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新的意义可能会强化或消解词语的主导意义、固定用法，这种消解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伊格尔顿并没有详述语言事件究竟是什么，它们消解或颠覆的是怎样的“结构”，它们又对社会现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小民族语言(minoritarian language)”来具体理解这一过程。 在《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On the Superiority of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中，德勒兹明确指出，对语言进行小民族使用是语言的事件，小民族语言“自身已经成为事件的创造者”(Deleuze and Parnet 69)。不过在德勒兹(和瓜塔里)这里，事件不是与恒定“结构”相对的偶然、具象、独一无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或出现的状态，而是潜在于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impersonal，nonorganic Life)之中，并在生命的生成过程中，不断地现实化(actualize)于具体的事物和状态之中，而事件的每次现实化都有所不同。因此事件是绝对的内在性差异，呈现为“连续的变化”，它是内在于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或交流的潜在变化，“作为纯粹的潜能(即真实的、内在的可能)而存在”，是“存在于时空世界之上的非物质转变(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但能够在语言中得到表达”。事件是由动词不定式形式表达的，它不依赖于客体和属性，表明的是事件现实化的推动力(Parr 87)。我们可以将之与柏拉图的“理念”进行对照理解：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只是对同一的理念进行模仿；而事件则是绝对的内在性差异，在不断地现实化过程中呈现为连续的变化，不断地对差异进行重复，不断地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德勒兹(和瓜塔里)之所以如此看重语言事件，是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通用的一套口令(order-word)，其功能不是交流或传递信息，而是发号施令，因此语言中充满了权力关系。社会要求人们使用标准的语言，遵循固定的语法，使用固定的句法和词汇形式，遵循词语的主导意义，以便维持他们固定不变的身份(男/女，父/子，君/臣等)，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标准语言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大民族语言(majoritarian language)”，就像拉康的“象征界”，或克里斯蒂瓦提出的“象征”的意指过程一样，其目的是要形成和维持人们的大民族身份或克分子身份(molar identity)，从而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小民族语言不只是次语言、方言或个人习语，而是引发对大民族语言进行解域、让其生成小民族语言的能动力量，即语言事件。它会让大民族语言生成小民族语言；故意使语言贫乏或丰富，颠覆词语的单一意义，打乱既定的句法，创造新的词汇形式，让语言的各种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句法等——进行持续不断的变化，在大民族语言中形成一种外语，让语言自身口吃(Deleuze &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 104-106)。小民族语言让语言自身口吃，重新分布声音和词语、词语和意义、词与物、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语序等。小民族语言即是通过语言事件瓦解铭刻于语言中的权力关系，解域在语言中确立的常规做法、风俗习惯、大民族身份等等，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为新的生命实验、新的生成创造条件，让生命事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现实化，从而创造出新的生命可能性、新的身份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大民族语言充满了“男性象征”，歧视和压制女性，因此西苏和伊利格瑞试图通过“女性书写(feminine writing)”来创造语言事件，从而破坏和颠覆这种父权语言具有的固定意义、逻辑和封闭性，抵抗、废除其中根深蒂固的形式、形象、观念和概念，对它们进行重新分布，这样便可以颠覆和解域父权语言，为女性创造新的身份，从而促使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克里斯蒂瓦区分了意指过程的两大要素“象征(the symbolic)”和“符号(the semiotic)”，实际上前者是大民族语言，后者则让大民族语言小民族化，从而引爆“一场象征和主体的动乱”，打破权力的“主体”，摆脱作为“父系法则”产物的标准话语具有的压迫秩序和理性(艾塞莫维茨2；尹晶75—76)。这会使女性摆脱这种标准话语对她们规定的否定的、边缘的地位，为她们创造条件，让她们展开新的生命实验，进行新的生成，从而使她们能够在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将生命事件现实化。 对一些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而言，作为大民族语言的标准英语也充满了权力关系，充满了对殖民地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偏见、扭曲、歧视和压制，以维持英国对这些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非裔美国作家巴拉卡(Baraka)曾指出：“欧洲的语言带有其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见，你用他们的语言言说，就必定会反对黑人，除非你极力加以克服”(60)。为了颠覆暗含在大民族英语中的权力关系，非洲作家阿契贝(Achebe)强调非洲文学应该对英语进行“挪用”和“改写”，非洲作家“应该力图开创一种英文，它既是普遍有效的，同时能够承载他独特的经验”(100)。曾凭借《午夜之子》三次荣膺布克奖的印度英语作家拉什迪(Rushdie)表示：“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英国方式使用英语；它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目标重新使用[……]征服英语也许就是实现我们自身自由的过程”(17)。这些作家对大民族英语进行挪用和改写，实际上就是通过创造语言事件对标准英语进行小民族使用：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各种不同的小民族英语深化，不再根据标准的、固定的语法使用语言，而是在新的语境中将英语拆解为碎片，并将它们与本土语言中的一些异质元素结合在一起。印度英语作家拉伽·拉奥(Raja Rao)是最早提出将英语印度化的作家之一，他认为要按照自己的本土方言埃纳德语的节奏和曲折变化来改造英语，将印度生活的节奏融入他们的英语表达之中(Rogobete 15)。对上世纪80年代后的印度英语作家而言，他对创造英语事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为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和基兰·德赛(Kiran Desai)等作家开辟了新领地，启发她们通过创造英语事件进行自我肯定。 同样的，美国的黑人英语，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英语、中国人的中国英语等等都是这样的小民族语言，它们通过将作为大民族语言的英语进一步解域，生产出许多语言事件，从而解构作为语言常量的权力关系，让黑人、黄种人等有色人种摆脱白人的霸权统治，让那些处于后殖民状况中的前殖民国家摆脱前宗主国的霸权统治，让他们在新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中，通过新的欲望生产创造新的生命事件，或者对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从而创造出新的身份、新的民族，而这正是发生语言事件的意义所在。而这些新的生命事件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有助于创造新的身份、新的民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