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有三种阐释模式：一是直接运用理论对文本进行解释；二是运用某种理论分析具体文本，同时阐述所运用理论的精神和实质；三是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根据自己的体验，阐述自己对文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此类批评实践指导和规范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其自身也成为具有再生能力的活的文学知识。 关键词：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模式 作者简介：张清民，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学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中外文论与美学。著有《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艺术解释的向度》《话语与秩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70多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哲学动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美学》《外国哲学》转摘或全文转载。 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与时俱进”，既要对文学创作实践中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的关系做出相应的说明与分析，又要运用已有的基本理论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本身做出概括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生发出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就像胡风所说的，从“实践的生活立场出发，一方面对于历史发展和时代生活求得科学的分析，另一方面从人类创作实践和艺术理论底遗产获得对于文艺特质的理解”[1]。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人们对文学创作实践的认识，同样也要遵循人类一般认识的途径和法则，即它本身的发展也要经过一个从感性的文学作品的认识，到知性的文本解剖和分析，再到抽象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提炼和概括的过程，最后还要把这种从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再运用到文学创作实践的分析中去，以检验其合理性和正确的限度，并通过分析、解释具体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反向加强人们对理论的认识。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在此方面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家通过批评实践，总结出一整套概念、范畴和命题，并把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应用于批评实践，对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剖析。这种批评实践规范着文学创作的方向，推动了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同时，批评者在进行文本解读时，对有关理论的认识也得到了深化。 抗战初期，一则应战时宣传所急需，一则是许多作家在艺术修养和功力上有所欠缺，加之理论界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认识不清，一度导致了文学创作中出现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抗战即将结束后，文学创作中概念化和自然主义的倾向依然存在于一些文学作品之中。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以及文学表现中的素材、题材和主题之分就是在这种情况的刺激下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深入地讨论，这种理论反过来给批评家提供了解析新的文学作品时需用的便利工具。 当时的批评者解读文本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直接运用某种基本文学理论对文本进行批评解释，以此显示了这种理论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阐释能力；一是运用某种基本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在对文本批评分析的同时，进一步阐述批评者所运用的这种理论的精神和实质；一是在对文本进行阐释的时候，根据自己的体验，阐述自己对某种基本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种情形的批评方式，我们可以举路翎以“冰菱”为笔名对沙汀的小说《淘金记》的评论为例。[2]在这篇与小说同名的评论文章中，路翎从文学创作的形象性要求出发，批评了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概念化”倾向，指出作品中夹杂着的一些“关于时局，关于抗战，关于中国的社会的理论的叙述”，因缺乏形象性的表现，因而成了一种“贴上去的、小市民的常识和机智了”。指出“用活的形象来表示时代的思维，这是我们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抗战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一度颇为严重。这种类型的作品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抗战八股”文，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贬之为面目“差不多”的作品。但是，讥讽和挖苦代替不了科学的批评，也无助于作家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创作水平，当然也不能帮助作家纠正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恰恰在此方面显示出了它的能量，这种批评既能发现创作中的问题所在，又能给作家指出一条走向未来正确创作方向的坦途，作家能够接受，一般读者也会信服。路翎对《淘金记》批评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第二种情形的批评，可以举石怀池对严文井的小说《一个人的烦恼》的评论为代表。[3]石氏在他的批评文章中，一方面运用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理论，分析了这篇作品所体现的创作上普遍存在的自然主义倾向，同时又在对这篇作品的批评中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特质和典型化的基本要求。 在对这篇小说的分析中，石怀池首先肯定了小说作者对于“主题把握的正确”，同时指出艺术创作不同于科学研究，小说也不等于文学论文，“正确的主题并不就是艺术作品的全部成功，仅仅是一个先决条件而已。艺术作品是有它自己底艺术的特质和生命的。它要求真实，更要求艺术的真实，它要求生活和人物，更要求形象化的生活和典型化的人物”。他从典型创造的要求出发，指出作品描写中有太多的“没有血色的，不关紧要的，琐细小节的生活场面”，而这些东西“都是呆板的，无味的，灰白的，它们与主题没有息息相关的联系，也不会给故事发展以丝毫的积极的影响，更不可能使得某几个人物的性格强烈的凸出，相对地，它底庸琐性只能削弱使人感动的艺术力量”，这“是自然主义底创作方法所产生的图解式的，照象式的描写所提供给读者的产物”。他以为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作者没有从‘现实’和‘日常’的生活宝藏里提炼出那些最特征的，最典型的，最动人的生活，没有能够涤除去现象中的无数的偶然的琐节的东西，把社会性的必然的特征熔铸在他的人物里面”。 石氏在对小说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又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阐述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应有的精神风貌。他说，“生活是错综交杂而多方面的，作为生活的主人的‘人’也是众多而各各不同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应该写出社会的关系——社会的本质的内在的葛藤；‘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和关联便成为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处理对象，它虽不能做到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地步，但它至少应该能反映出整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和它的来龙去脉，它应该能有机地写出生活在现实的某个角落里的，某一小组人物的互相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形象与典型意味的性格”。 显然，这种形式的批评既有助于普通读者认识作品的长处和不足，也能帮助作家发现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文学基本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