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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动性与主动性 与此相应的是，由于人物在整部作品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主动性就得到了增强。或者换句话说，小说是以人物的性格行为来结构的。在这里，人物不再是茫然的、被动的，而是有其性格的指向性、主动性的。他对客观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并能够根据这种认识采取相应的行动。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这种认识有多么理性、深刻，但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物已经不再是盲目的，不再是身处其外而又不得不身陷其中的被动状态。在杨遥之前的创作中，小说中的人物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多有一种“隔离感”“陌生感”。这种“陌生”并不是说人物对存在环境的物质状态不了解，而是有一种难以进入并融为一体的精神价值层面的距离。人物基本处于一种游离于环境之外或者存在于环境之侧的状态。他们更主要的是在“自我”的范畴内行动。这种行动由于与环境之间的距离往往显得乏力。实际上，这种描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就是说，当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保有距离时，其人物也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距离。而当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发生改变，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之后，其人物的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积极变化。 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主人公吴志强的主动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如果我们单纯从吴志强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是否已经融入北京这样的一个焕发出新的生机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是很难说的。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说，吴志强只是一个从外地农村来到北京的打工者，一个短暂的“过客”。问题在于作者赋予了吴志强“主人”的心理定位。吴志强虽然是一个外来者，但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他的期待，以及吴志强个人的认知都认为他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匆匆过客。吴志强在自己的保安公司表现很好，得到了领导、同事的认可。这与吴志强自己的价值定位是密切相关的。作者也为吴志强赋予了特殊的人格亮点。他并不只是一个一般的打工者，一般的保安，还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诗意、向往的具有强烈艺术气质与浪漫情怀的年轻人。他有超强的观察力、记忆力、表现力，能够把看到的有意思的人画出来，而且画得比较传神。也正因为这种艺术气质，使他能够比一般人更敏感地发现问题，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价值选择。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某一省人”的辱骂，当然更不能忍受对国家的不敬。尽管有极为严格的纪律要求，他还是非常冲动地，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是充满血性地选择了对这些无赖的“干预”。这种行为完全来自于吴志强个人的“性格”，是属于吴志强“这一个”的。 当吴志强回到家乡，进行关于天安门的田野调查时，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过北京，更没有去过天安门，这使他非常激动，非常感慨。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到天安门，甚至认为当自己的调查被国家知道后，应该“按省按市按县按村，或者根据年龄段，有序组织大家去参观天安门”。因为“北京是什么？天安门是什么？它们的象征意义不一样啊！”这种关于天安门的理解与想象，也只有诸如吴志强这样充满了艺术感觉、浪漫气质的“有志青年”才可能有。虽然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但对吴志强而言却是真诚万分。小说结束在吴志强回到北京。他认为应该向自己曾经的队长反映一下这个极为重要的情况，让全国人民都来天安门参观。他已经意识到，这大概是自己最后一次到北京了。他与队友们见面，述说自己的愿望；他专程去了昔日经常光顾的798艺术中心，并最后一次来到天安门——这神圣的、让人向往的、国旗飘扬的、自己曾经巡逻过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广场。当他默默地向广场告别时，突发事件发生了——一辆吉普车冲进广场，撞倒行人，并冲向金水桥——我们已经在新闻报道中知道了这个事件。而这时，这位前保安，——也许他在潜意识中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安——一个向天安门告别的故人、一个从祖国农村来到祖国心脏的公民，出于本能地“跃到路中间，对着迎面驶来的吉普车摆着手喊，停下！停下！”这一次，吴志强做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不是去留的选择，不是忍耐与冲动的选择，而是生与死的选择，是尊严与秩序的选择。 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主人公不再是游离于生活边缘的被动者，而是有充分自觉意识的主动者。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人生的抉择。这使吴志强的人生价值得到强化，也使小说的精神内涵突显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