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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外人与亲历者 如果要谈杨遥小说特点的话，我以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就是描写了个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超越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个人难以清晰地认知自己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外在条件。也正因此，个人要超越这种被客观外在规定的存在是有局限的。但是，杨遥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强调人的内在生命力的人。他力图表现在客观环境制约中，个体的努力与坚持。这使他的作品弥漫着淡淡的却是不愿消散的温暖，并给人以力量。在杨遥过往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是被动的。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融入急遽变革的当下社会，只是社会主潮之外的边缘者。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些人物并不是被社会抛弃的零余者，而是由于自己对社会时代的认知局限在某种栅墙之外难以进入。他们虽然有自己的主观愿望，甚至某种努力，但是总体上仍然显示出相当的迷茫甚至无奈，似乎是生活的“局外人”。他们与这个时代的主流缺乏交集，只是在其模糊的背景之下存在。但是，这种“局外人”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杨遥笔下的人物对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认知，以及更积极的行动。在《流年》《遍地太阳》中，主人公在经历了源自外在存在造成的人生低谷之后，开始新的人生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历了精神的洗礼，内心深处的正向品格被激发出来，也因此而成就了他们个人的价值。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其中的人物主要还是生活在个人的生活范围之内。虽然杨遥也力图通过一些或隐或显的细节来暗示社会的某种重大事件，企图为自己的人物营造一个较为宏阔的社会背景。但实际上他们与这些具有主流意义的事件是没有关系的，仍然处于一种局外人的境地。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我们发现杨遥的小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就是“局外人”变成了“亲历者”。其中的主要人物吴志强成为这些“大事件”的一部分。他与这样的社会事件密不可分，是这一生活存在的重要组成。 农村青年吴志强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顺利参军，但终于来到了北京——祖国的首都。他从事的工作是在天安门广场巡逻，以维护秩序的保安。用队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是祖国的心脏，是北京的标志。这一工作虽然辛苦却无上荣光。年轻的吴志强也非常珍惜，表现出色。甚至他的经理还表达过要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岗位。然而，事情在突然之间出现了逆转。因为两次制止别人对中国人的辱骂而发生纠纷，违反了纪律，他终于被辞退，或者说是开除。好心的队长为他找了一份回家调查有多少人来过天安门的工作，让他有事可干。但吴志强发现，他的家乡到过天安门的人很少，便回到曾经工作过的保安公司，向队长汇报。最后，他像一个真正的保安一样，再次来到天安门，遇到了一次突发事件。为了维护祖国的心脏，为了广场正常的秩序，他挺身而出，制止发疯的吉普，终被撞伤。在这个故事中，吴志强不再是事件的局外人，而是事件的亲历者。或者说，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故事的走向就会发生变化。这与杨遥过去的许多小说很不一样。在那些小说中，主人公与其中的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事件要发生的话，主人公在不在场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并不决定或者影响事件的形成、进程。人是事的看客、旁观者，事对人的影响至多是心理上的，或者是一种背景。而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事件是与吴志强本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没有吴志强，就不会出现吴志强与人的纠纷，也不会有这一次调查，也就没有他对吉普车的阻挡。整个故事是紧紧围绕人物来发生、发展、推进的，这使人物形象的意义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更加突显出来。 事实上，在小说中是写了“局外人”还是写了“亲历者”，并不是一个你高他低的问题。以我的观点看，他们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问题是就杨遥而言，从“局外人”向“亲历者”的转变，使我们看出了他积极的变化。其一是杨遥对社会生活的关注面变得更为广阔宽厚。他从以“个体的人”为中心向以“社会的人”为中心迁徙，这就要求作者能够感受并表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二是就小说的结构来看，由于主要人物成为事件的中心，就要求小说严格按照人物的身份、性格来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作品的结构必须与人物的命运一致。这对杨遥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杨遥在他那些具有“虚幻”意味的小说中已经把人物置于事件的中心，但就他的大多数作品言，人物与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人物只是在一个大致的情节中活动，他们与事件之间仅仅只是知道，或者是一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背景关系。所以，人物的行为与这些事件就不存在绝对的联系，不具备必然性。其三是杨遥的创作需要有新的改变与突破，他不能停留在熟悉的手法中重复自己。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杨遥突破自己的可能与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