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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主体间性这种人类在经验和思维方面的共享特征,正是人类语言运用和语义理解的社会、认知和情感基础。比如,说话人在使用“救”时,必须承认这个词具有本节2)中列举的这些意义;并且,说话人确信他所描述的情境符合这些意义。同样,听话人在听到“救”时,相信说话人是在2)中列举的这些意义下使用这个词的;并且,说话人所描述的情境符合这些意义。问题是,为了突出焦点、强调重点等表达需要,说话人对于“救”的宾语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信息包装:可以选择对象性受事论元(人、物),即强调2)中的Y这个情境参与者;也可以选择实质性受事论元(生命),即2)中的Z这个情境参与者;甚至还可以选择原因论元(灾难、危险),即2)中的W这个情境参与者。这就需要一条更为高层的原则来导航,指导和帮助听话人做出正确的语义识解:到底要“助(援救)”什么?或者“止(使Y免于)”什么?其实,人们早已根据个人经验和社会规约,不假思索地假定:“止(使Y免于)”的肯定是不好的东西,如时弊、过失、灾难、祸乱等给人造成灾难或危险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是“助(援救)”的对象,只能是“止(使Y免于)”的对象。显然,这是基于人类心理的乐观原则,即Boucher和Osgood(1969)通过心理实验所证明的“乐观假设”:人总是乐于看到和谈论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好的事情、好的品质),摒弃坏的一面,因此造成一种普遍的人类倾向:积极评价的词语比消极评价的词语用得更加频繁、多样和随意。 简而言之,基于主体间性、遵循乐观原则,可以有效地平衡词语的义程广泛性和义面突出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更加广泛地说,乐观原则是一种用以平衡词语的义程广泛和义面突出的一种相对保险的策略。这直接导致和塑造了人们在词义识解上的乐观主义取向。 7.在乐观主义阳光的普照下 Sweetser(1990:12)指出,语义植根于人类的认知经验,包括我们对于文化、社会、心智和物质世界的经验。事实确实如此。拿救援来说,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行为。救还是不救?救什么?先救谁⑧?怎么救?为什么救?其中充满着救援者对自己的能力、当时的形势和条件、公德和道义之类的社会期望、跟落难者的关系和盟誓契约、可能带来的利害得失等等的考量和博弈。这一点,从《春秋》经及其三传(《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和它们的注疏著作中,大量有关“救”的语句和段落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就语言表达手段来说,关于救援的纷繁复杂的概念结构和系列性的事件图式,最终只能落实到“主语+救+宾语”等数量极其有限的句法结构上;其概念结构和事件图式中的有关参与者角色,最终也只能落实到“主语+救+宾语”等结构中数量更为有限的句法位置上。于是,不同的论旨角色抢占同一个句法位置的现象就在所难免。特别是在宾语位置上,受事论元和原因论元有你无我,两者只能取一。于是,潜在的岐解似乎也就在所难免。比如,“救人”的意思是把人从危险或灾难中救出来,“救火”意思却是把人或财产从火中救出来。幸赖乐观原则的宏观指引,我们好像从来也不会感到“救”字句会有歧义。比如,我们会把“救人”识解为把人从危险或灾难中救出来,不会机械地采用同样的识解模式,把“救火”识解为把火从危险或灾难中救出来;一般也不会把“救火”识解为,火快灭了,赶快让它旺起来。 推而广之,在乐观主义阳光的普照下,第1节中提到的“养病、恢复疲劳、打扫卫生”等貌似逻辑乖谬的表达,也可以让人见怪不怪、怡然自得地进行乐观主义取向的语义识解。比如,尽管“养”的意思是:使身心得以滋补或休息,以增进精力或恢复健康。“养”可以带对象性受事论元作宾语,说成“～身体、～精神”;还可以带原因论元作宾语,说成“～病、～伤”,意思是因为患病或受伤而休养身体。正是这种乐观心理原则,阻止人们把“养病、养伤”识解为:把疾病或伤痛滋养得更加大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