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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后，我国学者开始从现代方言学的角度探讨历代方音。这里只谈上个世纪20年代的情况。利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方言的有沈兼士、林语堂、魏建功、赵元任等人。1920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大《歌谣》周刊创刊。沈兼士1923年在《歌谣增刊》发表《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林语堂于1923年在《歌谣增刊》发表《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1924年在《歌谣》第55、85期发表《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1924年，北大方言调查会在《歌谣周刊》第47期发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研究会宣言书》；魏建功于1925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表《到底怎么样（方言调查）》；赵元任于1926在《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发表《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8年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出版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王力于1928年在《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发表《两粤音说》；1929年，中山大学出版了《方言专刊》。 林语堂还是最早利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古代汉语方言的第一人。他于1925年在《语丝》第31期发表《汉代方音考》，1927年在《贡献》第2、3期发表《前汉方音区域考》，还相继发表了《汉代方音考序》（1927）、《闽粤方言之来源》（1928）、《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1933）、《周礼方音考》（1933）、《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1933）、《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1933）等文章。王力于1927年在《国学论丛》第1卷第2期发表《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也是上个世纪20年代研究汉语古代方音的论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利用《方言》来研究秦汉方音就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以前并没有利用《方言》的方言同源词来研究秦汉方音。比如林语堂研究历史上的方音就没有利用这项材料。学者们认识到，《方言》中的方言同源词有语音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是系统的对应还是零星的对应，既往的学者大多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证。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人认为《方言》中的方言同源词之间有系统的对应关系，试图据此来研究秦汉方音。通过这种方式来研究秦汉方音，有关方言同源词的认定以及其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都有问题。诚如赵振铎《扬雄方言里的同源词》所言，“我们认为《方言》记录的材料里确实有同源词。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它的数量不会很大”。前人说，《方言》里所使用的文字有好些只有标音的作用，但是据此无法必然推出《方言》中的方言同源词都是记录共同语的一个词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读法。 《方言》中有同一词不同方言读法有异则用不同汉字记录的情况，这可能是系统的对应。最明显的有一个例子。卷十一：“蝇，东齐谓之羊，陈楚之间谓之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蝇。”郭璞给“东齐谓之羊”作注：“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蝇。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在郭璞的心目中，《方言》另立一词者，不是这种系统对应的词；所以他才将这一例单独提出来讨论，以为“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但《方言》不是为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方言的不同读法而编写的方音字汇性质的工具书，它是方言词典，里面的方言同源词有限，绝大多数不是同源词。那些极少量的方言同源词是否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里的不同读法？如果一个词不同方言的读法不同，就用不同的汉字去记录；那么，实际情况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词，即使是基本词汇的所有的词，不同的方言读法必然不同，都可以用不同的汉字去记录。根据扬雄本人的《答刘歆书》，扬雄本来将他自己的这本著作叫作《殊言》，他所收的“殊言”，多多少少在使用区域上有所限制。但是，《方言》中被解释的词往往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的词很少记录。另外，如果是系统的对应，就应该有其他平行的对应实例。可是在《方言》中有很难找出其他平行的例子来。根据《方言》的记录，有些地域相差极远的词，扬雄都使用同一个汉字而不是使用不同的汉字去反映某词的地域分布；《方言》中的“通语”“凡语”，根据已有的研究，有的是指没有地域限制的词语或使用地域宽广的词语。也就是说，各地都在使用。从多个角度看，《方言》中的方言同源词，基本上不是共同语中的一个词的不同方言的不同读法，而是不同的词。 (责任编辑：admin) |